，几经周折，终于上演了。最后一场表演，由于种种原因，礼堂的灯光道具都被迫撤除，本来演出就此终止，但是同学们还是坚持着演完了最后一场。那一场是所有演出中最成功的一场。而话剧中有一幕打动无数人的心弦，那一幕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在那最艰难的时刻，蔡元培先生身心交瘁，独自坐在黑暗中，自言自语说道：“谁又理解我呢？”

    是的，谁理解他呢？

    1917年1月4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纷飞，黄沙扑面。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徐徐穿过校园内的马路。这里，早有两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传奇人物鞠躬致敬。新校长缓缓地走下马车，摘下他的礼帽，向这些杂工们鞠躬回礼。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北大是一所等级森严的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的待遇，从来就不把工友放在眼里。今天的新校长怎么了？

    像蔡元培这样地位崇高的人向身份卑微的工友行礼，在当时的北大乃至中国都是罕见的现象。这不是一件小事，北大的新生由此细节开始。蔡元培希望通过这一行为开风气之先，使得这所声名狼藉的国立大学焕发生机。此后，他每天进学校时，都要向站在大门旁边的工友们鞠躬致敬。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习惯。他的这一行为，是对北大官气的一个反拨，是一面如何做人的旗帜。他首先从自己做起。

    蔡元培办北大，将北大作为自己的孩子来看待，北大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北大是他的一个辉煌的文化理想。从此，北大与蔡元培如同血肉般联系在一起。

    1917年12月17日，北大庆祝20周年校庆的时候，一位音乐家在校庆大会上唱出了一首热情洋溢的歌曲：“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才，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算，匆匆岁月，已是甘年来。”上任不到一年的蔡元培，就已经将自己融化到了北大里面。他的继任者们，有许多人在追随他，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更多的人则是把办学校当作升官的一个途径，不仅不是献身于北大，而且成为北大的吸血鬼，把北大当作工具来供自己驱使。

    蔡元培之前的北大，可以说是一片乌烟瘴气，“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对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也不讨厌。因有师生关系，毕业时仍可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针对这样的情况，蔡元培首先确立北大的办学方针：究竟什么是“大学”？大学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才？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细枝末节的问题就无从谈起。

    什么是大学？蔡元培理想的大学是他在德国观察到的大学，即拥有独立地位的、追求纯粹学问的一个思想与知识的生产、交流和传播的机构。早在一百年以前，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就提出：“学术应该是自由的、纯粹的，是不应该包含任何功利主义思想的。”洪堡尤其反对大学教育的功能只是为了就业，他认为大学是“对各学科进行研究的机构”。蔡元培力图引进德国的教育理念，纠正中国自古以来就根深蒂固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模式，他就像与风车作战的堂·吉河德，怀着单纯的理想、无私的心灵和坚贞的信念出发了。他的梦想在北大只是得到了部分的实现，但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在他捧起的双手中慢慢成形了。

    大学的灵魂是“兼容并包”。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时代，差不多实现了“和而不同”。

    蒋梦魁先生在枯难与风流冲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