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恰恰是中国封建文化中最阴暗的一面。这样的举措，对理想主义气质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的。

    土壤已经盐碱化，再好的树苗也养不活。总统内阁制在西方运转自如，在中国却是社会上的游体，所颁布的法律与社会实际情况风马牛不相及。私人的军事力杀就是一切，孙中山崇高的道德感只会被军阀们耻笑。于是，“孙大炮”的外号传开了。而军阀们，不过是刘邦、朱元津那样的流氓们的翻版：无论是以没有信念为信念、凭着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和投机成为军阀中的强者的冯玉祥，还是西北文化的化身，以土财主的思想方式解释儒家典籍，稳做山西王的阎锡山；无论是马匪出身、杀人如麻、满口脏话的大帅张作霖，还是上海滩流氓出身代表东部财团利益，最有“领袖”气质的蒋介石，他们之所以拥有脚下的土地，是因为他们首先向土地及土地代表的文化俯首称臣。这个时代的强者只有一种人：《手捧说语》，心想；外表是圣人，骨子里是草莽。

    其实，过去的中国大地便是一个京剧的大舞台。想上舞台当主角，你就得抹上花花绿绿的油彩，穿上奇奇怪怪的服装，做出扭扭捏捏的动作，或男人扮女人，或少年扮老人。在这个舞台上，只有高度扭曲的人，没有丝毫的真实与美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国的历史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都只是一场“乱哄哄我方唱罢你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戏剧而已。没有一个演员演的是自己喜欢的剧目与角色。正如李敖所说，“中华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可能踉过去搭上线。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它们全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就是历史。”

    草莽时代，意味着旧秩序的失控与新秩序的空缺。草莽英雄们，显然不可能有追求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的意向。草莽们曾经一无所有，甚至于饿肚子，所以他们的理想便是天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在肉和酒都少得可怜的中国，要想“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就得有权力。文化的缺陷与人性的弱点相结合，使这个民族只剩下对权力无休止的渴望。还要记住一点，在这个国度，权力是没有制约的。这样的权力谁不爱呢？霍布斯这样分析草莽们孜孜不倦追求权力的心态：“这样不仅是在现状之外，一定要找到更高度的愉快，或是中庸之度的权力不能满足。而是一个人除非抓扯着更多，他不能相信，现有丰衣足食的条件与能力，已确切在自己掌握中。”

    一位西方著名的观察家认为，20世纪“理解中国”的只有三个中国人，即：鲁迅、蒋介石、毛泽东。我认为，鲁迅是唯一有免疫力的人。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载，毛自诩自己颇有“山野之气”，田家英则私下里批评毛“古书读得太多，深味权谋之术”。

    在鲁迅看来，历史是鬼们的庇护所，而福柯则说，深藏在历史背后的是“存在的话语”，这种话语在某一瞬间抓住某一个人。不管这个人如何了不起，他也像齐天大圣一样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时间久了，被害人与作案人，吃人者与被吃者的界限模糊了，历史成为牛鬼蛇神们一起加入的一次狂欢节。

    这是一种非常悲观的看法。在我读完像三部曲一样的三本书的时候，我不得不接受悲观的摆布。那么多美丽的谎言像秋天金黄的银杏叶一样随风而逝，那么多巨大的青铜像被拖到炼狱里五马分尸。

    雅斯贝尔斯低沉的声音自回音壁的那一端传过来：“难以最大的悲观态度看待人的将来，谁倒是真正把改善人类前途的关键掌握在手里了。”

    生活在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只能这样。

    ——读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研放社会及其敌人》是波普尔的代表作之一。可惜的是，中译本只有上卷，在中国，腰斩是译著经常遭遇的悲惨命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