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承志现象”的思考

    1995年的中国文坛，可谓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在阵阵涛声之中，张承志的散文集《无援的思想》以其眩目的光芒成为文坛令人仰视的北极星。然而，这颗“星”存在的位置总让人觉得有些奇怪。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对张承志而言，却是：“我思故我应在。”张承志将思考作为进入某一位置的过程，他固执地把自己像一颗螺丝钉一样狠狠地拧在一个“应在”的位置上，即一个红卫兵领袖的中心位置上。但就思想本身而言，需要声援的，已然不是真正的思想。他越是摆出一副战士的姿态来，越是表现出对无物之阵的恐惧；越是一尘不染的超越性的文字，越是获得极为世俗的发行上的成功。张承志自以为“纯粹”。“清清’的思想，却是一顶自己给自己加冕的的纸糊的王冠，一件自己给自己制作的皇帝的新衣。著名音乐人李宗盛有两句著名的歌词：“灿烂星空下，谁是真的英雄？”怒发冲冠、图穷匕见的张承志，真是我们时代的文化英雄吗？

    在90年代一系列的文字中，张承志企图向世人凸现的，是一个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形象。世界到了最为黑暗的夜半，于是张承志冒死从上帝那儿给我们带来了火，让苦苦众生都能享受光明。确实，自从走上文坛的第一天起，张承志给人们的印象就是至刚至勇的英雄形象。《北方的河》中，那个浮士德式的年轻人，在北方的大河间“击揖中流、浪遏飞舟”，无穷地追索不停地前行，成为80年代朝气与活力的象征。然而，从到《检牧场》，从到《妩援的思想》，张承志逐渐经历了一个蚕蜕似的质变过程。

    多诺阿尔曾断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则认为，在文化大革命后虔诚地讴歌“红卫兵”则更野蛮。张承志那双将一张张名片撕得粉碎的手在文革中是否打过人，我们已无从考证。这位“红卫兵”专利的拥有者，在《红卫兵时代》中这样写道：“我毕竟为红卫兵——说到底这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汇，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青春的叛逆性质，坚决地进行赞扬。”他固执地从文革中发现正面意义，为大凯撒的辩护也就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小凯撒”而登场。由盗火者向禁火者滑落，作为张承志的运动轨迹的旁观者，我清醒地看到了这一演进的内在逻辑：在彼岸与此岸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彼岸作为立足点。对乌托邦的绝对信仰，必然导致与社会的自绝。人们早就自己选择了火种，人们有了火柴，有了打火机，你的隧石便再也没有市场了。一个没有普罗米修斯位置的社会，“普罗米修斯”只好充当凯撒。正如botN所说：““从反抗到革命只有一步之遥。——反抗一旦脱离原初的动力，走上意识形态至上、历史规律至上的道路，就必然地发生堕落。“其典型的形式就是二十世纪的革命，其普遍内容就是杀戮的体制化与合法化：从呼吁正义到颂扬暴力、从反抗的普罗米修斯到专制的凯撒，20世纪从心灵到面目都使人震惊。”法西斯时代与文化大革命时代，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凯撒们造就的。他们艰苦朴素，纯洁无私，没有肮脏的物质欲望，也没有卑鄙的损人心理。他们把自己熔为铁水，百炼为钢。张承志所憧憬的“中国”，是一个“清洁”到极点的中国。“不用说，在那个大时代中，除厂耻的观念外，豪迈的义与信等传统也一并奠基。一诺千金，以命承诺，舍身取义，义不容辞——这些中国文明中有力的格言，如同淬火之后的铁，如同沉水之后的石一样，铸入f中国的精。”④在“清洁”这一点上，他与古今中外的凯撒们天衣无缝地吻合着。希特勒向戈培尔指示文化政策时，头头是道地说：“德国的文化界是一帮肮脏的资产阶级的大本营。你要记住，时不时地敲打他们，清洗他们，使他们像帝国军人一样干干净净。”同样，张承志眼里，有文化的人和有钱的人都是脏的，只有古代的刺客和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