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的日程被安排得满满的。他被带到克格勃准备好的工厂、农场参观，人们向他热烈鼓掌。精心挑选的犯人与高尔基交谈，朗诵他的作品，并把监狱生活描绘得像田园一样，令富有同情心的作家流下热泪。从此，作家生活在一块玻璃罩之中，过着空中楼阁的生活。

    高尔基毕竟是高尔基。他逐渐发现了那些笑容背后的怨恨，那些远比阳光庞大的阴影。他拒绝为斯大林写传记，斯大林愤怒地说：“从一只生了疥的羊的身上哪怕能拨下一撮毛来也好。”秘密警察头子亚戈达向高尔基转达主人的命令：要他为“真理报”写一篇《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高尔基又拒绝了，于是，他出国过冬的权利被取消。他本人的意见不受重视。斯大林说，高尔基留在国内对“人民”有益。

    高尔基逝世后，克格勃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了他珍藏的几本杂记。亚戈达看完后，气得破口大骂：“狼终究是狼，喂得再好也还是想往森林里跑！”

    我一直认为，逻辑学乃是民主制度最坚实的根基，只有懂逻辑的国民才能建立民主的国家。

    不懂逻辑的斯大林说出这样的话便是自然而然的了——他威胁列宁遗儒克鲁普斯卡哑说，如果她不停止对他的“批评”的话，那么党就将宣布，列宁的妻子不是她。他对目瞪口呆的克鲁普斯卡姐说：“是的，党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权力取消逻辑与缺乏逻辑导致权力绝对化，两者互为因果。斯大林的话绝非儿戏，这一类不循任何逻辑的话，国王和教皇们从古说到今。

    金钱之所以可鄙可憎，就是因为它甚至会赋予人以才能。这是阳思妥耶夫斯基的话。

    人心之所以可鄙可惜，就在于它所孕育的所有才能全是为了不择手段地获取金钱。这是我的观点。

    世纪末，“钱学”大盛，也算是杂草丛生的学术界的一朵奇葩。此“钱学”（钱——钱钟书也）固非彼“钱学”（钱——金钱也），但同样令我怀疑。

    我以为，钱钟书是一位伟大的注释家，而非原创性的思想家，他的注释当然都是第一流的。那么，千百个再来注释这些注释的学者呢？美国人常常讽刺某些“莎学”研究家已经沦落到“靠研究莎翁肚脐眼的大小来混日子”的地步，那么，中国的“钱学”家们呢？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吧，他们把钱老先生吐出的一口浓痰也当作汤药吮吸得津津有味。

    同样，“红学”与“鲁学”等显学也沦落得差不多了。但还有人拼命想挤进来。

    友人一说起晚清便是一副不屑的样子，晚清恰如所说，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我不以为然。因为晚清还有能勾勒这三种东西的作家，所以晚清还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年代。连一个记录怪现状的人都没有的时代，岂不等而下之？

    写诗成诗人，不复有诗句。

    读书到博士，书中已无趣。

    阮遥好集展，收集了一屋子的各种质地的展，一边上蜡一边叹息说：“本知一生当著几量展？”这该是最悲凉的感叹吧？

    月坛邮市里，邮票不过是钞票的等价物。收集到了这样的地步，阮氏又当作何感慨？

    石头。再坚硬的石头也会在流水中失去它的棱角，我想，最没有力量的流水是最可怕的。

    以伟大的名字命名城市和街道是巨大的冒险——自以为玩弄历史的人恰恰被历史所玩弄。

    1961年10月引日夜，斯大林的尸体被移出列宁陵墓。士兵们七手八脚地抬下盛殓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取出来保存完好的尸体，放入一口湿流涌的、粗糙不堪的棺材内。然后，他们把棺材扔进克里姆林宫脚下的一个深坑，几分种内便完事了。

    在泥泞中腐烂的尸体一定在懊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