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打墙。按照年龄、按照民族，确定比例来挑选作家作品，是对文学本身的羞辱。作协领导的用意是良好的，现在不是在宣传扶贫么，文学也应该扶一把，挑选一批作家重点扶植，岂不能“多快好省”地出作品？

    可惜创作不是母鸡下蛋。第一流的作家往往都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燕园旧事。有的旧事仿佛海市蜃楼。旧事我都没有经历过，是听学长们讲的。

    据说，80年代中叶三角地的海报字迹工整，好些是抄录自己的论文提要，然后在后面写道：“以文会友，肝胆相照，对我的论文有兴趣，或者在这一领域有所见解的同学，欢迎来与我讨论交流，我的住址是：X楼X室。”据说，那时候先生与先生。先生与学生、学生与学生见面，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读什么书？你在写什么文章？”然后就热烈地讨论起来。三十出头的学长在谈论这些旧事的时候，一脸的伤感；而我在倾听的时候，却是整颗心神往之。因为，三角地我所能看到的海报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天能挣500元”、“重金征求托福高手，绝对保证安全”、“霸必龙酒巴，情侣最低消费25元”……

    白发宫女在，闲话说玄宗。天宝的遗事，真的是一杯陈年的老酒？而我，宁可早生一头的华发。

    王安忆去采访女劳教队，管教干部向她推荐了一些采访对象。她们推荐的人选确实都很有意义，比较有“故事”，可是王安忆发现，这些人是经常由干部推选去和采访者说话，她们的表述过于完熟和流利，她不禁怀疑：其间真实的东西是不是很多。

    掩盖其实的手段有很多种，这也许是其中最具善意的一种。这样的场合，是对采访者智商的最好的检验。

    畏惧。信仰便是“畏”，这一点德国诗人席勒讲过。席勒认为，一个自然混沌的人无所畏惧．因为他没有道德意识，一旦他有了道德意识，首先得到的便是畏惧。“畏”与“怕”不同，前者包含着尊敬、肃穆、纯洁的情感，而后者仅仅是恐慌、卑下。不安的心理和生理反应。中国人有“伯”的感受而无“畏”的感受。中国的百姓怕官而不畏官，中国的官让百姓怕不能让百姓畏。所以，文革中大小官员们下场悲惨。

    缺少让人敬畏之物的民族，永远停留在蛮荒阶段。蛮荒阶段的民族，一边杀皇上，一边杀天鹅，除了忍耐，就是破坏。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国家里，“某项法律可能遭到下述人的破坏：第一，被这条法律剥夺了权利的反动社会成员；第二，受这条法律压制的进步人士；第三，还没有达到这条法律所代表的文明水平的人。”这是现代法律的困局，法律与正义像是牛郎织女星，只能隔海相望。他还写道：“当党是进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民主’的；当党是退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官僚式’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党实际上是警察机关。”这番话不是针对法西斯政党而发的，而是针对他亲手缔造的意大利共产党而发的，遵循斯大林主义的意共走到了葛兰西信念的反面。

    革命的蜕变是革命者必须承受的最深重的打击。蜕变的革命为投机者加冕，却把革命者送上绞刑架。

    传记。近年来，传记类书籍最为读者所喜爱。市场需要大大地刺激了生产，传记著作一时间百花齐放。然而，我至今没有发现一位八流的传记作家，能与欧文·斯通、莫里亚克相提并论。重复的资料和故事像一团乱麻堆砌起来，传主的面貌却模糊不清，更不用说精神了。

    原因在于：作传记的人的思想人生境界离传主太远了；市面上有那么多蹩脚的蔡元培先生的传记，几乎令我愤怒。一写作之前，这些作者们可曾掂量过自己的道德文章有几两几斤？

    几名学生去看望梅贻传先生，谈到至纯至真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