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却说：“你要晓得我们县里的乡风。凡是绝粒殉节的，都是要先报官。因为绝粒是一件项难能而又顶可贵的事，到了临死的时候，县官还要亲自去上香敬酒，行三揖的礼节，表示他敬重烈女的意思，好教一般妇女都拿来做榜样。有这个成例在先，我们也不能不从俗。阿毛绝粒的第二天，我已托大勇爷禀报县官了。现在又叫她服毒，那服过毒的人，临死的时候，脸上要变青黑色，有的还要七窍流血。县官将来一定是要来上香的，他是常常验尸的人，如何能瞒过他的眼？这岂不是有心欺骗父母官吗？我如何担得起？”

    阿毛在第七天饿死了。县官送来一块匾，上题四个大字—一“贞烈可风”。

    真想提醒今天那些兴致勃勃地编写《传世藏书》的学者们，把这篇文章也收进去。有这样“伟大”的传统，中国文化如何不能拯救世界？《新约》中说：当你埋葬前人的时候，把你抬出来的人，已经站在门口。

    但我依然以掘墓者的姿态自居。这是我与马克思在精神上唯一的共鸣之处。

    自己的命运是无须考虑的。

    乱世与盛世。这是一对可以互换的语词。对老百姓来说，魏晋是乱世；对知识分子来说，魏晋是盛世，魏晋有了“人”的觉醒，有广陵散，有陶渊明。对老百姓来说，康乾是盛世；对知识分子来说，康乾是乱世，康乾有八股文，有断头台。

    大多数时候，关于乱世与盛世的认同，老百姓与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相同的时候是例外，譬如文革，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与知识分子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乱世”。

    自古以来，中国有顺民，也有暴民，唯独没有公民。要么缩起头来做乌龟，要么像李逢那样操起板斧来杀杀杀，所以中国鲜有进步。

    歌德说过，先有人的堕落，然后文学堕落。这就是当下中国文坛的现状。

    权力的控制是每个人的人生不可避免的事实，所以追求自由往往要付出极端残酷的代价。每个时代都有一股要求人人整齐划一的巨大力量。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的时候，我是队列课上挨训最多的人。直尺一样整齐的队列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提前0．1秒跨出我的腿，于是教官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你这个害群之

    马！”最后．我终于成为队列中规规矩矩的一员。在人人都激动动万分的方队里，我突然感到失去自己的恐惧。

    我不否定别人对整齐划一的选择，但我希望每个时代都能有它的“不加入者”，这些不加入者不至于被认为是疯子或罪犯，关进精神病院或监狱里去。

    尼来说：“上帝死了。”于是，尼采成了西方的大哲。其实，中国人个个都可以算尼采。早在北宋，梁山油的那群英雄好汉们便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一谁是天？我就是天；何为道？握在我手里的便是道。因此，李逵在劫法场时，挥舞板斧，砍下的是百姓一颗接一颗的人头。怎么，不服气？我是在替天行道。

    所谓哲学，所谓真理，不过是李逵手中的板斧而已。

    明十三陵。在定陵的一座大殿外，我发现空地上有两种石桌石椅：一种是明代的遗物，圆桌圆凳，装饰着细腻的花纹，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依然闪烁着艺术的光泽Z一种则是今人的手笔，方桌方凳，无非是用几张水泥板拼凑而成的，粗糙、丑陋、潦草，大煞风景。

    一个民族的艺术创造力、审美能力、想像力都急剧地衰退了。如果说衰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我们至少该有些自知之明：干不该、万不该把如此粗鄙的物体搬到祖宗面前。北京的各大旅游名胜，我都发现数不清的丑陋的售票亭、购物亭、厕所。招牌、标语，那么随心所欲，那么粗心大意，和谐的美感和庄严的历史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一处古迹可以养活无数的人，他们捧着钞票咧嘴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