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的两篇文章（《什么是文明》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经济学怎样挑战历史》载《东方》1996年第1期——编者）之所以受到关注，在于该文想解决的是当今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两个问题：

    其一是自由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的关系。自由主义，尤其是当今在中国知识界影响最大的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英美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强调人性利己的“低调”主义，而近年来在诸如“二张二王之争”中被祭起的“道德理想主义”又具有整体主义侵犯个人权利的咄咄逼人之势，令自由主义者反感。而当改革触及深层利益结构、社会公正问题日益突出之际，自由主义者也难以只讲“低调”。盛洪一方面明确主张自由主义、而且是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一方面又通过一系列逻辑推演树起一个“死而复生”的圣徒式理想，确实是有感而发。

    其二是自由主义与“合理的”民族主义的关系。中国的自由主义往往带有“西化”论色彩，而中国文化本位论者又常常把自由主义视为“西方价值”并予以拒斥。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国际经济秩序中有利于西方的那些东西也越来越使自由主义者感到尴尬。随着中国国力渐强,民族主义意识的兴起是必然的，自由主义对此的回应当然不能只是简单地否定它。正如自由主义强调在群体中必须保持个人价值一样，在国际社会中也必须承认每个民族的独特价值。但具有“西学”形式的自由主义如何坚守这一信念呢？

    盛洪的解决办法是把西方描绘为反自由主义的野蛮力量而把中华传统描绘为自由主义传统。这样中国人对西方的抗争就既是民族主义也是自由主义的了。把中国传统文化说成是自由主义的并非盛洪首创，台湾一些新儒家学者如侯家驹等人早说论述过“儒家的自由经济思想”。但把西方文明视为反自由主义的蛮族文明则要算是盛洪的独特之论了。

    以我之见，盛洪的论述主要可分为以下三个层次：1经验层次：盛洪根据他所选择的史料重构了近代中西关系史，可谓之“新蛮族入侵论”。2逻辑层次：以博弈论定义“文明”，文明即合作，合作须和平，武力文明劣于和平文明，由此推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错的”，市场、民主、自由贸易为普世价值。与此同时，他又从个人价值不可比推出文明不可比，文明共时态，文明（或者说是其“基本形式”即宗教）的竞争实质上是“相同的产品”间的市场竞争，因而西方以其文明强加于人是错的。3结论：自由主义可以救世。而中国文明是自由主义文明，西方文明则不是，因此中国文明可以救世而西方不能。救世方法是反“社会达尔文主义”而行之，自我牺牲，“死而复生”，哪怕吃亏也带头实行自由贸易。

    盛洪想把自由主义与道德理想、与合理的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这种方向应当说是切中某些时论之弊，是能够获得认同的。然而他的以上三个论述层次每一个都不能令人信服，因而他的整个论述能否解决他想解决的问题，便大可质疑了。

    一、“新蛮族征服论”质疑

    在经验层次上，盛洪对近代中西冲突的看法可以说又回到了洋务运动以前的清朝观点。如所周知，那时国人认为“英夷”不过是化外之蛮，只因其“船坚炮利”才打败了礼仪之邦的文明天朝，于是遂有洋务运动。后来国人认识到“船坚炮利”背后的制度基础，于是遂有改革与革命。再后来国人又看到制度更新需有文化背景，于是又有五四启蒙。而如今盛洪却发现西方不仅野蛮好战，“文明程度较低”，而且在制度上也喜好关税壁垒，破坏自由贸易。清朝则不仅爱好和平，“文明程度较高”，而且在制度上也实行符合自由贸易原则的低关税制。因此西方的胜利仅仅是由于“武器优者胜”。而西方的“武器优”（亦即“船坚炮利”）又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国与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