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异乡飘泊了十年，差不多我的性格都变了。或是暑假里，或是有病的时候，我虽则也常回中国来小住，但是复杂，黑暗的中国社会，我的简单的脑子怎么也不能了解。

    有一年的秋天，暑气刚退，澄清的天空里时有薄的白云浮着，钱塘江上两岸的绿树林中的蝉声，在晴朗的日中，正一大一天减退下去的时候，我又害了病回到了故乡。那时候正有种种什么运动在流行着，新闻杂志上，每天议论得昏天黑地。我一回到家里，就有许多年轻的学生来问我的意见，他们好像也把我当作了新人物看了，我看了他们那一种热心的态度，胸中却是喜欢得很，但是一听到他们问我的言语，我就不得不呆了。他们问说：“你是主张什么主义的？”

    我听了开头的这一句话就觉得不能作答，所以当时只吸了一口纸烟，把青烟吐了出来，用嘴指着那一圈一圈的青烟，含笑回答说：

    “这就是我的主义。”

    他们听了笑了一阵，又问说：

    “共产主义你以为如何？”

    我又觉得不能作答，便在三炮台罐里拿厂一枝香烟请那问者吸；他点上了火，又向我追问起前问的答复来。我又笑着说：

    “我已经回答你了．你还不理解么？”

    “说什么话！我问你之后你还没有开过口。”

    我就指着他手里的香烟说：

    “这是谁给你的？”

    “是你的。”

    “这岂不是共产主义么？”

    他和大家又笑了起来。我和他们讲讲闲话，看看他们的又嫩又白的面貌，——因为他们都是高等小学生——觉得非常痛快，所以老留他们和我共饭。但是他们的面上好像都有些不满足的样子，因为我不能把那时候在日本的杂志上流行的主义介绍给他们听。

    有一天晚上，南风吹来，有些微凉，但是因为还是七月的中旬，所以夜饭吃完后，不能马上就去上床，我和祖母母亲坐在天井里看青天里的秋星和那淡淡的天河。我的母亲幽幽的责备我说：

    “你在外国住了这样长久，究竟在那里学些什么？你看我们东邻的李志雄，他比你小五岁，他又不上外国去，只在杭州中学校里住了两年，就晓得许多现在有名的人的什么主义，时常来对我们讲的。今年夏天，他不是因能讲那些主义的缘故，被人家请去了么？昨天他的父亲还对我说，说他一个月要赚五十多块钱哩。”

    我听了这一段话，也觉得心里难过得很。因为我只能向干枯的母亲要钱去花，那些有光彩的事情，却一点也做不出来，譬如一种主义的主张，和新闻杂志上的言论之类我从来还没有做过，所以我的同乡，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我的同学，没有一个人记着我，如今非常信用我的母亲，也疑惑我起来了。我眼看着了暗蓝的天色，尽在那里想我再赴日本的日期和路径，母亲好像疑我在伤心了，便又非常柔和的说：

    “达！你要吃蛋糕么？我今天托店里做了半笼。还没对你说呢！”

    我那时候实在是什么也吃不下，但是我若拒绝了，母亲必要哀怜我，并且要痛责她自己埋怨我太厉害了，所以我就对她说：

    “我要吃的。”

    她去拿蛋糕的时候，我还呆呆的在看那秋空，我看见一个星飞了。

    二

    第二年的秋天，我又回到北京长兄家里去住了三个月。那时候，我有一个同乡在大学里念书。有一天一次我在S公寓的同乡那里遇着了二位我同乡的同学，他们问了我的姓名，就各人送了我一个名片：一位姓陈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美少年，他的名片的姓名上刻着基而特社会主义者，消费合作团副团长，大学雄辩会干事，经济科学生的四行小字；一位姓胡的是江西人，大约有三十岁内外的光景，面色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