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年快结束前一个月，班上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封信，一律都是手写信纸装在信封邮寄到系上，是一位老太太寄来的。

    老太太信上说她的上一代从中国的山东来到洛杉矶，老太太是中国血统的美国公民，本姓刘。老太太自称她心中充满演戏的狂热，可是矛盾的是她又说，她一部戏也没有演过。

    这种自说自话二百五的信，我们可收得多了，大部分同学都当是无聊的信，立刻扔了。我本来也想把信扔掉，可是看到信里附的老太太的照片，我忍不住多看两眼。

    照片里就是位中国人脸孔的老太太，穿着平常的衣服，坐在日常的背景里，完全不像是演员应征用的照片，太家居了，一点戏剧感也没有。

    这张照片倒让我觉得有点亲切。我把信看到完。老太太的信上说，她想演戏，想了一辈子，可是从来没有机会。

    她嫁给一个大男人作风的中国人，生了五个孩子，她把孩子们养大以后，丈夫又中风了，她就继续用她的人生照顾丈夫，直到丈夫死，她终于喘了一口气，却同时发现自己的生命也快到尽头，她被医生告知得了癌症。她的五个小孩当中，有两个愿意照顾她。但她的小孩都不能理解妈妈的最后愿望——老太太想自己出钱，拍一部她一个人主演的电影。

    孩子们显然都没有把老太太的愿望当真，这一听就是个荒唐的愿望，不实际，没意义，不知所谓，白浪费钱。

    可是老太太不放弃，她大概是在免费的LA周报上，看到了我们电影系所集体刊登的征求演员广告，就给我们全班一人来一封信。

    我们班其实颇有几位同学为了拍片的经费发愁。老太太既然说了要自己出钱拍电影，为什么还是没能吸引这几个人的注意？

    我再往下看信，马上明白原因，老太太所谓的要自己出钱拍片，拿得出的钱实在不多，信上提了个数字，不到四千美金。这在电影系学生来说，不是什么有吸引力的交易。

    我本来觉得既是这么一位老太太的人生最后愿望，完全弃之不顾，未免太残忍。可是学年将尽，功课忙得焦头烂额，搁着一下也就忘了。

    直到有一天，我们班有一组戏在UCLA的医院里拍，我当麦克风操作员。我们正在走廊上打灯，谁也没注意现场出现了一位坐轮椅的病人老太太，她躲在一大堆灯柱后面，看我们一遍又一遍的排练镜头位置。灯光师一直吹毛求疵的修灯光，搞得我们自己都有点失去耐心了，这个老太太却还是看得很入神。

    我渐渐注意到这位老太太，觉得有点面熟，想了半天，想起来正是寄信给我们全班的那位华裔老太太。

    我放下麦克风，上前跟老太太自我介绍，想不到她虽在美国生长，倒说一口很清楚的中国话。

    “哎，我也知道寄信给你们，大概也不可能有回音的。”她说：“你们拍片都是认真拍的，哪里有可能用我这样一个从没演过戏的老太太当主角。”

    我听了也不知怎么回答，只好问候她身体状况。

    “唉……”她又叹了口气：“医生说我下个月可能喉咙就出不了声音，我这一生说的话，就算说完啦。”

    我本想安慰她两句，打灯的同学却打好了，导演下令开始拍，全场忙起来，我也赶快过去操作麦克风，等我再想到刘老太，她连轮椅带人已经不知被谁推走了。

    我想到她说，她大概只剩一个月还能说得出话。我盘算了一下，她就住在南校园的医院，我们进在北校园，所谓让她主演一部短片，无非就是我们这些学生出动摄影班，去拍一拍、录录音、剪一剪，工作大家分摊一下，又不用我们出钱，也并没有要求拍多像样的东西，更不必给教授批分数，不过就是帮这个老太太了一个她抱了一辈子的心愿，这么方便的事，也不出手，说不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