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的总数已超过了原来水体浓度的许多倍。在这些有生命的带毒者中有在最后一次使用DDD九个月以后孵化出的鱼、鸊鷉和加利福尼亚海鸥，它们已积蓄了浓度超过百万分之二千的毒物。与此同时，营巢的鸊鷉鸟群从第一次使用杀虫剂时的一千多对到1960年时已减少到大约三十对。而这三十对看来营巢也是白费劲，因为自从最后一次使用DDD之后就再没有发现过小鷿鷉出现在湖面上。

    这样看来整个致毒的环链是以很微小的植物为基础的，这些植物始终是原始的浓缩者。这个食物链的终点在哪儿？对这些事件的过程还不了解的人们可能已备好钓鱼的用具，从清水湖的水里捕到了一串鱼，然后带回家用油煎做晚饭吃。DDD一次很大的用量或多次的用量会对人产生什么作用呢？

    虽然加利福尼业州公共健康局宣布检查结果无害，但是1959年该局还是命令停止在该湖里使用DDD。由这种化学药物具有巨大生物学效能的科学证据看来，这一行动只是最低限度安全措施。DDD的生理影响在杀虫剂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毁坏肾上腺的一部分，毁坏了众所周知的肾脏附近的外部皮层上分泌荷尔蒙激素的细胞。从1948年就知道的这种毁坏性影响首先只是在狗身上得出实验结果而使人相信，因为这种影响在像猴子、老鼠、或兔子等实验动物身上还不能显露出来。DDD在狗身上所产生的症状与发生在人的身上的爱德逊病的情况非常相似，这一情况看来是有参考价值的，最近医学研究已经揭示出DDD对人的肾上腺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它的这种对细胞的毁坏能力现正在在床上应用于处理一种很少见的肾上腺激增的癌症。

    清水湖的情况向公众提出了一个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了控制昆虫，使用对生理过程具有如此剧烈影响的物质，特别是这种控制措施致使化学药物直接进入水体，这样做是否是有效而可取的呢？只许使用低浓度杀虫剂这一规定并没有多大意义，它在湖体自然生物链中爆发性的递增已足以说明。现在，往往解决了一个明显的小问题，而随之产生了另一个更为疑难的大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并越来越多。清水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蚋虫问题解决了，对受蚋虫困扰的人固然有利，岂不知给所有从湖里捕鱼用水的人带来的危险却更加严重，还难以查明缘由。

    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无顾忌地将毒物引进水库正在变成一个十分平常的行动。其目的常常是为了增进水对人们的娱乐作用，甚至考虑到花些钱必须把水处理得使其适合于饮用的目的。某地区的运动员想在一个水库里“发展”渔业，他们说服了政府当局，把大量的毒物倾到在水库里以杀死那些不中意的鱼，然后由适合运动员口味的鱼孵出取而代之。这个过程具有一种奇怪的、仿像爱丽丝在仙境中那样的性质。水库原先是作为一个公共用水源而建立的，然而附近的乡镇可能还没有对运动员的这个计划来得及商量，就不得不既要去饮用含有残毒的水，又要付出税钱去处理水使之消毒，而这种处理决非易事。

    既然地下水和地表水都已被杀虫剂和其它化学药物所污染，那么就存在着一种危险，即不仅有毒物而且还有致癌物质也正在进人公共用水。国家癌症研究所的·C·惠帕教授已经警告说：“由使用已被污染的饮水而引起的致癌危险性，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引人注目地增长。”并且实际上于五十年代初在荷兰进行的一项研究已经为污染的水将会引起癌症危险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据。以河水为饮水的城市比那些用像井水这样不易受污染影响的水源的城市的癌症死亡率要高一些。已明确确定在人体内致癌的环境物质——砷曾经两次被卷入历史性的事件中，在这两次事件中饮用已污染的水都引起了大面积癌症的发生。一例的砷是来自开采矿山的矿渣堆，另一例的砷来自天然含有高含量砷的岩石。大量使用含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