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400％。我们自己禁止使用了一些农药，但我们仍然生产，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这不仅使我们陷入一种以出卖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公害并从中获利的状态，而且也反映出了在对科学无国界观念的理解上的原则性错误——毒杀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链最终会导致所有的食物链中毒。

    卡逊的很少的几次演讲的最后一次是在全美园林俱乐部（Garden Club of America）作的。她承认，事情在变好之前会变得更糟：“问题很多，却没有容易的解决办法。”但她还警告说，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我们要面对的危险就越多：“我们正遭受着暴露的化学药品的全面污染。动物实验已经证明它们极具毒性，很多情况下它们的效果还会积累。这种侵害在出生时或出生前就开始了。如果不改变我们的方法，这种侵害会贯穿整个生命历程，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因为我们未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自从她下了这些断言，我们已经悲哀地经历了许多，癌症和其他与农药有关的疾病的发生率猛增。难办的是我们并非什么都没做过，我们已经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所做的却远远不够。

    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I Protection Agency）于1970年成立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蕾切尔·卡逊所唤起的意识和关怀。杀虫剂管制和食品安全调查机构（Food Safety in-spectionSechce）都从农业部移到了新的机构，而农业部自然只是想了解谷物上喷洒农药的好处，而不是危险。从1962年，国会就号召确立杀虫剂的检验。注册和资料的标准，不是一次，而是三番五次，但大部分标准都被忽视、推迟和废弃了。

    例如，克林顿-戈尔政府接政时，使农场工作者免受杀虫剂毒害的标准还没有确定，尽管环保署在70年代初就开始“运作”了，像DDt那样的广谱杀虫剂已经被毒性更大的窄谱杀虫剂替代了，但它们并未经过全面的检测，具有相当的或更大的危险性。

    杀虫剂工业中的大部分强硬派人士都成功地推迟了中所呼吁的保护性措施的施行。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年来，国会依然宠爱这些工业。规范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的法规的标准比食品和医药的法律宽松得多，国会故意让它们难以实施。在制定杀虫剂的安全标准时，政府不仅考虑它们的毒性，还考虑它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这纯粹是自掘陷阱。农业产量的增加（也可以通过其他办法来提高），是以癌症、神经病等的潜在增长为代价的。况且，把具有危险性的杀虫剂从市场上彻底清除还需5至10年时间。新型杀虫剂，即使毒性很强，如果效果比现有的稍好一点，也会得到允许。

    依我看，这很像是一种“低谷呆久了，反有上升之感”的心理平衡了。现有的体制是浮士德式的交易——牺牲长远利益，获得近期利益。可以证明，这种近期利益是相当短的。许多杀虫剂不能使所有的害虫全部灭绝。也许开始时能，但害虫通过基因突变而逐渐适应了，那么，这些化学药品也就失去了作用。更何况，我们重点研究的是杀虫剂对成虫的作用，而不是幼虫，而成虫对化学药品是特别脆弱的。科学家们总是分立地检测它们的作用，而不是把它们结合起来，而这正是我们的田野。牧场和河流中潜在的巨大的危险。重要的是，我们继承的是这样的系统：法律与漏洞共存、执行与推迟同在，并在表面上牵强地掩盖全方位的政策性失败。

    蕾切尔·卡逊告诉我们，杀虫剂的过分利用与基本价值不协调。最坏的是它们制造了她所说的“死亡之河”，最好的情况是它们引起相对较长期的、缓慢的危害。然而，真实的结局是出版后22年，法律、法规和政治体制都没有足够的反应。因为卡逊不仅熟知环境，也深黯政界的分歧，她已经预料到了失败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