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极少数人，村里的其他成年人每天都会到咖啡馆里转转。这些人中有一个很特别，他总是坐在酒吧最里面某个固定的位置上，仿佛要在这里待上一生。当有敌人走进来时，这个座位可是埋伏的最好位置。这人叫法瑞苟勒，是一名退休的中学教师。八年前，他结束了他的教学生涯，全力创作一本书，尽管他好像永远坐在这酒吧里，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现在，咖啡馆成了他的教室，而你，如果你走进大门不够快捷的话，那么你就是他的学生。

    他是法国科学院的一员，发誓用毕生精力来维护法语的纯洁，对被他称为盎格鲁一撒克逊古英语对他的母语的污染深恶痛绝，他认为这是现代社会的众多悲剧之一。

    眼下，在他无数忧患意识中最强烈的那个——我称之为愚蠢之极——是好莱坞强大得无以抵挡的毒害。法瑞苟勒忧心忡忡，他将好莱坞所代表的美国电影工业，看作是美国对法国实行文化侵略的开始。可他又不反对大家去看《泰坦尼克号》。假如你肯相信樊妮，那么他是因为偏爱男主角莱昂纳多·狄卡普里奥的颧骨，而不是对影片故事本身感兴趣。如果你问他对这部电影的想法，他会简明地表达出他充满赞誉的反思：“船沉了，灾难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这真是太爽了。”

    在那些每天按时来咖啡馆的人当中，有一个在这儿待的时间仅次于法瑞苟勒的人，叫汤米，一个住在村子里的外国人。他来自遥远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一个小国，多年来，他刻意雕琢，希望将自己培养成一个地道的法国农民。

    他大约是现在硕果仅存的只吸没过滤嘴的高卢烟的人，而且吸烟的姿势完全是农民的样子：在烟还剩四分之一，也就是一英寸左右时，他会老道地将烟头夹入嘴角，粘在下唇上。每当说话时，烟头就随着他的嘴唇上下颤动。

    他只喝茴香开胃酒，在这里他指的是巴斯达嘎酒（Pastaga）。他身上总是带着一种叫做欧品诺的折叠式小刀，用来切碎他每天中午都要点的炸牛排。切牛排时，他一手握着刀的木柄，横刀在牛排上，一手在刀背上轻轻拍打，好减轻那已黑得残旧不堪的刀刃的压力。看到这些，谁会想到他竟出身奥斯陆一个优雅讲究的中产阶级家庭？

    汤米将自己定位为调停人——一名周旋于各种社会活动中的外交官——特别是在处理瓦尔兄弟陈年夙怨时。

    这对兄弟相貌酷似，都有着威皮特狗一样的狭窄的面孔，脸色灰暗，青筋突起。他们在村子的溪谷里有一块相邻的土地，而且就因为这块土地，他们已经二十年没说过话了。没有人知道这场夙怨起自何时，或许是由于认为遗产分配有失公道，或许是为了一条河或一个女人，或许仅仅是因为彼此之间的厌恶。

    瓦尔兄弟远远地分坐在咖啡馆的两端，偶尔站起来责骂或侮辱汤米几句，而汤米则时而凛然地耸耸肩，时而严肃地点点头，表示他仍继续期望他们和解。最后，他会起身走向另一个兄弟，不用说，会谈结束了。村里人对这三位聪明者共同导演的这场华尔兹都心领神会。

    面包师的女儿朱赛特的狂热的爱情，是咖啡馆的老顾客们生活里的一个小小调剂。这姑娘的感情状态，可以根据她走进大门时穿的衣服来判断。

    如果她目前的恋情正春风得意，她就会穿着超短裙，在平台上悠闲地走来走去，摩托车头盔像战利品一般在她手中悠来荡去。她走到酒吧的长凳前停住，坐下来傻笑，用涂着鲜艳口红的嘴唇喝着皮瑞尔薄荷酒，还不时地停下来，与樊妮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同时等待着罗萨利奥（Lothario）骑着摩托车到来。

    可一旦她的感情出现了哪怕是短暂的低谷，超短裙就会换之以粗布工作服，笑声也变成了带着颤抖的叹息，樊妮也会到酒吧的后面拿来餐巾纸，为她擦去一脸的泪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