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头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正面观察他。

    他的面孔耐人寻味，气候一定对他的肤色造成了太多的不良影响，因此他那皮肤就像粗糙的树皮。别人脸上有皱纹的地方，他却是深沟；别人脸上的光滑处，他却有皱纹。但他眼睛很亮，还有一头浓密的头发，又粗又硬，呈灰色，留的是平头。我估计他的年龄在六十岁左右。

    他从军用夹克口袋里掏出一盒点煤气炉的粗头火柴，点上了一支香烟。我发现他左手的拇指被什么东西齐根削去了，或许是修剪葡萄藤时失手致残。

    喝了一大口红葡萄酒后，他的身体有些颤动，好像是表示谢意，然后就开始了发问。他说我讲法语的样子有点像德国人。当我说我是英国人时，他显得非常吃惊，因为众所周知，英国人在国外更喜欢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就算是碰见当地人听不懂的情况，他们也只是提高音调就能摆平。马里厄斯捂住耳朵，龇牙咧嘴地笑起来，脸上成堆的皱纹一下子变得舒展了。

    可一个英国人，大冬天来这儿干吗？又靠什么生活？人们经常向我问起这样的问题，我的回答一般会引起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一种是遗憾，因为写作是一项声名不佳又起伏不定的职业；一种是感兴趣，因为有不少法国人对那些在文学领域里辛勤笔耕、苦苦追求的人心存敬意。马里厄斯属于后者。

    “啊，”他说，“你出手谨慎，但是显然并不贫穷。”他轻轻敲打着已经空了的酒杯。

    上来了更多的点心，问题可以继续了。我告诉马里厄斯说我喜欢写什么样的东西。他身子微向前探，眯缝着眼睛，看着自己吐出的烟雾，好像准备抖出某些猛料的样子。

    “我就生在这里。”他扬起一只手臂随便比划了一下，以示确认他出生在咖啡馆外的某个地方，“我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给你，不过得下次，现在不行。”

    原来今天他还有个约会。村子里要举行葬礼，他是不肯错过这样的机会的。他喜欢葬礼仪式的庄严肃穆、整齐划一，当然还有哀乐。他也喜欢看参加葬礼的那些女人，因为她们都会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和高跟鞋。倘若葬礼是为他的老对头举行的，那他就更加喜不自禁了。他把这叫做最后的胜利，以此来证实他自己生存的优越。他抓起我的手腕看了看表。看来他该走了，故事也得延期了。

    我很失望。听一位口才好的普罗旺斯人讲故事，如同欣赏一位口技大师的表演。如果表演者拿捏得恰到好处，表演场地不是在乡村酒吧，那么故事中的这些场景就会呈现出近似喜剧的效果，具有无穷的魅力。

    再次见到马里厄斯时，他正伏在路边他那辆电动自行车上，歪着头瞪着油箱，好像在倾听它对他的耳语。干燥得就像七月的岩石，他钻进汽车时这样对我说。不过，我能把他带到加油站替他加满油，不是吗？再为他买杯酒，因为这确是个令人焦躁不安的早晨。就像平常每次一样，马里厄斯自信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能妨碍我临时做会儿他的司机。

    我们还是来到咖啡店。我问他上次的葬礼是否愉快。

    “还行，”他说，“这回是老费尔南。”他轻轻拍着自己的鼻子，“你知道吗？他们说他是五位丈夫中的一个。你一定听说过那个故事了。”

    看到我摇头，他回头叫了一瓶卡拉夫酒，然后开始讲起来。为了表示强调，或是为了看我是否听懂了，他有时会瞥我一眼，可大部分时间则盯着远处，像是在搜索记忆中的每一点线索。

    他说，出于某种原因，肉贩和女人之间常常有种亲密的关系，一种超越了简单买卖的关系。谁知道因为什么。也许由于看见了肉，肉色粉扑扑，还有拍在肉上的脆响，再加上答应切点好肉什么的。但不管因为什么，肉贩和顾客之间建立某种特定的亲密关系并不算稀奇。要是肉贩再年轻点、漂亮点，那么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