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公馆的麻将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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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要初中毕业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有人家里是不打麻将的。
这话听起来很夸张,但实际上我就有这么无知。
我念的那所私立学校,有很多学生的家庭背景很相像,在家里有牌局,是很普通的事。
所以就算我跑到同学家里去玩,也经常看到在家里打麻将的“相关设施”,比方说,一间方方正正的“麻将间”,房间正中央放着一张麻将桌,桌边四张椅子、两张茶几。
有趣的是,这“麻将间”经常是那个家庭的“书房”,四壁多多少少有些书、挂了些画。相反的,要是发现别人家不是这样,反倒觉得怪怪的,觉得他们家“还没完工”。
还有一件比“麻将间”更普通的事情,就是“家里大人都出去‘应酬’了”,以致我们到了同学家里,常常遇到两种情形。一种就是大人都不在,到晚上都不在;另一种就是大人都在,可是都“关在神秘的麻将间”里打牌,只有吃晚饭时,才“轰”然出现在饭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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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做“出去应酬”?
当然就是出去打牌去了。但显然直接这样讲很粗鲁(那时候似乎也很“违法”,虽然很多人在打),于是我从小就听惯了在家里帮忙的管家,或者帮爸爸打理杂物的“老陈”在接电话时,很制式的回答:
“蔡律师和太太都出去应酬了。”
这个“说法”,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导致我一直到念完研究所,接到找爸爸的电话时,还会说:“他出去‘应酬’了。”
“应酬”两个字,在我的字典里,就是“去别人家打麻将、加上吃晚饭,吃完晚饭再继续打麻将”。
如果只是出去吃晚饭,或者吃喜酒,照我们家这种逻辑,就会很明确的在电话里直接说:“他们出去吃饭了。”虽然吃饭、吃喜酒,也都是“应酬”,但只要不包括“打麻将”在内,我就不动用“应酬”两个字。这成为我多年来可笑的“术语”之一,就像我从小听“老陈”接起电话来,一定说“蔡公馆”,造成我的答录机到现在都还沿用这三个字:“……这是‘蔡公馆’的电话录音……”常被打电话来的朋友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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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间”虽然有麻将桌,可是麻将牌和麻将灯,却总是被收在储藏室里,只在牌局开始前一小时,才被布置出来。
这也很奇怪,因为麻将间从来就没有被拿来做过其他用途,照我懒惰的想法,就让麻将牌一直摊在桌上,岂不是方便得多?
但显然我们家还是很“士大夫”的,不大愿意把“玩物”公开陈列。这可能跟当时的法令有些关系,但我更相信是爸爸妈妈的教育,不愿意让我们这些小孩把麻将当成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一点,一直执行得很成功。我跟姊姊从小就不准摸麻将牌、不准看大人打牌、不准帮着收牌盒。
于是麻将很清楚的,成为“大人的事”,成为需要一番布置筹备,才能顺利进行的“仪式”。我和姊姊都只有放学到家后,才能短暂的瞥见桌上的麻将牌。
这使得我在大学以前,都没有搞清楚过麻将要怎么打。
讽刺的是,我虽然完全不懂牌理、完全没观摩过一轮牌局,我却“听”了无数的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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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那时候打麻将,下午四点半一定会送点心进麻将间去。
点心的变化不大,但各家所擅长的不同,当然就各显神通。我们家通常是湖州烂肉棕、肉馄饨汤、红烧肉味煨面,或者有时候是买来的素包子。
等到七点半吃晚饭了,麻将间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