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接着分成两个主要的学派，真是喜人的巧合，这两个学派竟是兄弟二人开创的。他们号称“二程”。弟弟程颐(1033—1108年)开创的学派，由朱熹(1130—1200年) 完成，称为程朱学派，或“理学”。哥哥程颖(1032一1085年)开创的另一个学派，由陆九渊(1139—1193年)继续，王守仁(1473一1529年)完成，称为陆王学派，或“心学”。在二程的时代，还没有充分认识这两个学派不同的意义，但是到了朱熹和陆九渊，就开始了一场大论战。一直继续到今天。

    在以下几章我们会看出，两个学派争论的主题，确实是一个带有根本重要性的哲学问题。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这个问题是，自然界的规律是不是人心(或宇宙的心)创制的。这历来是柏拉图式的实在论与康德式的观念论争论的主题，简直可以说，形上学中争论的就是这个主题。这个问题若是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这一章我不打算详细讨论这个争论的主题，只是提示一下它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开端。

    程氏兄弟是今河南省人。程颢号明道先生，程颐号伊川先生。他们的父亲是周敦颐的朋友，张载的表兄弟。所以他们年少时受过周敦颐的教诲，后来又常与张载进行讨论。还有，他们住的离邵雍不远，时常会见他。这五位哲学家的亲密接触，确实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佳话。

    程颢极其称赞张载的《西铭》，因为《西铭》的中心思想是万物一体，这也正是程颢哲学的主要观念。在他看来，与万物合一，是仁的主要特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即《西铭》。——引者注)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匆忘，匆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在第七章，对于在以上引文中提到的孟子的那句话，作过充分的讨沦。“必有事焉”， “勿助长”，这是孟子养浩然之气的方法，也是新儒家极其赞赏的方法。在程颢看来，人必须首先觉解他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道理。然后，他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把这个道理放在心中，做起事来诚实地聚精会神地遵循着这个道理。这样的工夫积累多了，他就会真正感觉到他与万物合一。所谓“以诚敬存之”，就是“必有事焉”。可是达到这个合一，又必须毫无人为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他一定“未尝致纤毫之力”。

    程颢与孟子的不同。在于程颢比孟子更多地给予仁以形上学的解释。“易传”中有句话；“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传下》)这里的“生”字可以当“产生”讲，也可以当“生命”讲。在第十五章，把“生”字译作“产生”，是因为这个意思最合“易传” 的原意。但是在程颢和其他新儒家看来，“生”的真正意义是“生命”。他们认为万物都有对“生命”的倾向，就是这种倾向构成了天地的“仁”。

    中医把麻痹叫做“不仁”。程颢说：“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卷二上)

    所以在程颢看来，从形上学上说，万物之间有一种内在联系。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都不过是我们与他物之间这种联系的表现。可是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不忍人之心”被自私蒙蔽了，或者用新儒家的话说，被“私欲”，或简言之，“欲”，蒙蔽了。于是丧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