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阳鼙鼓动地来
九人,他又在长安西北角建立“十王宅”和“百孙院”。李林甫也有子女五十人。《旧唐书》说他“京邸第田园水硐尽上品”。《新唐书》也说他“车马衣服侈靡”,又“养君欲”,使“主德衷”,更把他列入“奸臣列传”,可算是尽道德上批判的能事。只是除此以外却始终没有指出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一个技术问题:此即是政治系统早熟,缺乏结构之纵深与应付事态的灵活,只能从一个低水准的环境内使国家进展到小康。一至人文发达,经济突破某种限度,则无所措手,只好说“言利”之臣都是坏人。而且“聚敛”之所得也确是胡乱花费,珠玉乱撒固然是夸大,但是据说宫女多至四万也是骇人听闻。
杨国忠继李林甫为相,也承袭到这一局面,也与皇太子即后来的肃宗有嫌隙。在马嵬驿的龙武将军为陈玄礼,他则与太子有交往,希望玄宗退位为上皇,让太子创造一个新的局面,而不愿皇帝入蜀受杨国忠的摆布。只是他纵容军士造反却不能说及这许多周折。另一方面则安禄山的反叛由杨国忠激成,而杨国忠之居高位,则是杨贵妃的裙带关系,事实显然,而皇帝的荒怠,更无非“内蛊艳妃”。所以连白居易的诗也要说渔阳鼙鼓所惊破的不是军事计划和财政预算,而是霓裳羽衣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