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安禄山叛唐，自渔阳（今日蓟县附近）以十五万之众南下攻占洛阳，继之于次年取长安，迫得玄宗李隆基（即唐明皇）奔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岭。有些历史家以为这事去618年唐之代隋为135年，距唐祚之终（公元906年）则为151年。这一盛一衰的阶段，其长度也大致相等。

    小时候上学，还没读到安禄山的身世和他的反叛事迹，却先听到杨贵妃的故事。主要的原因是国文课本中选了白居易的。当老师吟诵“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时，抑扬宛转，纵使是铁石心肠，怕也会为之同情落泪。再加上历来文人的渲染，如与白诗并行的《长恨歌传》即称“天宝十载（751年），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夜始半，妃独侍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情节哀艳离奇。又再有五年之后，“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的惨剧，更增加故事的情感分量，怪不得其人其事传诵千古。甚至在抗战期间的重庆，也有1942年国立音乐院排演黄自所作一事。作者也就是《焦土抗战》的作者——这时完全置敌机轰炸战火蔓延的情形于度外了。在两小时内台上音乐院的师生和台下的听众重新体会一千两百年前一个“英断多艺，尤知音律”的君主和他“姿质丰艳，善歌舞”的妃子当初恩爱与以后生离死别忧恨缠绵的情节。毕竟任何的金科玉律，也要容许一二例外吧！这次演唱，倒也没有被人攻击说是逃避大敌当前国运如丝的现实，放弃各人战时的岗位，而去同情一个只顾本身安乐不计生灵涂炭的独夫和一个颠倒社稷的国家妖孽。

    其实“人本主义”是人类一种共通的性格，白居易的诗既具有这性格，则不论其所叙故事与目前政策有无依违，总之不能禁断。纵有传统中国专制政府的庄严与道学家之刻板，仍是千古传诵，也能通过抗战而流传至今。

    然则白居易到底不是严肃的历史家。即陈鸿的《长恨歌传》也承认白“诗多于情”逡诗的目的就是要让这故事经过他笔下“润色”而不至于“与时消灭”。所以只能作国文教材，不当引入历史课目。虽说白诗作于806年，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才五十年，与所叙事相去并不远。

    白居易没有提及当马嵬坡悲剧发生时，唐玄宗已将近七十一岁（中国传统或称七十二岁），杨贵妃也三十八岁。在今日驻颜有术的条件下，一个女人三十八岁不能算是年龄太大，但是在中世纪就很难能有“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吸引力量了，可见得白诗听任感情奔放有浪漫主义色彩。至于诗中人两方年龄有这样大的差别，则是因她于745年封为贵妃之前为“太真妃”，更前则为“寿王妃”。原来寿王李瑁，不仅是玄宗的亲生子，而且是他所宠爱的武惠妃所生，曾一度被提出有被立为太了作玄宗的继承人之可能。所以杨玉环被玄宗李隆基宠爱之前确是他自己名正言顺的儿媳妇。《旧唐书》没有提到这重关系。只说：“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后庭数千，无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见，时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既进见，玄宗大悦，不期岁，礼遇如惠妃。”直到宋朝欧阳修等作《新唐书》才提出“始为寿王妃”。则记入开元二十三年（735至736年间）“十二月乙亥故蜀州司户杨玄琰女为寿王妃”。据算当时她十七岁左右，与李瑁为夫妇后至少已一年才被玄宗召见（因为武惠妃也是在年底去世）。《长恨歌传》则称“诏高力士（宦官）潜搜外宫，得杨玄琰女于寿邸”。如果此事发生于武妃去世后不久，则杨玉环可能以“女道士”的身分和“太真妃”的名义与玄宗保持暧昧关系至少达七、八年之久。因为直到天宝四载（745年）官方纪录才称“册太真妃杨氏为贵妃”。

    可是玄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