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者易为饮也。”李世民在这时候勤于听政，勇于就谏，是以彻底的运用了机缘，而达成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据称“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家艳称。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皇帝向来批评的多，但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一致的恭维。公元628年，李世民出宫女三千余，令之“任求伉俪”。633年纵狱囚应死者390人归家，命令他们秋后自来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诗，歌颂太宗德政：

    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然则李世民被人恭维，并不是完全一致。“死囚归狱”早就被传统历史家指责不近人情，似乎有意安排，制造名誉。近人吕思勉则更指斥太宗“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渐染北俗，故骄暴之习，亦难尽免。”明朝的万历皇帝，被指责为昏君，却对臣下称：“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于是在经筵（文学之臣在皇帝面前讲解经史，事后设宴的节目）时不许进讲；也就是将唐太宗李世民22年御宇的事迹，全部剔出于历史之外。

    以今日眼光看来，公元7世纪，欧洲进入中世纪旧称“黑暗时代”的期间不远，日本也刚受大陆文化的影响，贞观之治牵涉一套政治上的组织力量，当日在世界上无出其右。然则这种组织，没有确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与唐代的影响，容以下各节述及。

    现在就从太宗以道德成就为标榜这一点看来，可以窥见李世民的真实性格；并且这史实也使我们看清中国政治体系，虽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点，因此一千多年后不能保持它的领导地位，而为西方及日本占先。

    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他与长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参加唐初讨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战事，只是功劳与人望，都不及世民。李渊称帝后，立建成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这样就造成两方的隔阂与猜忌。中国传统寡头政治的弱点，基于统计无法著实，将民间无数的争执公平处理，尤其不是行政系统技术能力之所及。于是只能使皇权极端化，事实上的青红皂白不问，只要裁判的力量出诸“圣旨”，又有“天命”作背景，则不公平亦为公平，不合理亦为合理。这样操生杀予夺的大权，并且动辄以至善及极恶的名义奖惩臣下，使皇帝的宝座成为一个极危险的位置。一到继承发生问题，更是变乱的渊薮。本书已经前后叙述父子叔侄姻亲自相残杀的事例多起，有时候当事人为从属党羽把持，即想置身事外，亦不可得。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史重演的悲剧。

    李世民与长兄建成、四弟元吉的构隙，牵涉到这样的背景。他自己交结朝士，后来又控告他兄弟“外结小人，内连嬖幸”谋害他，见诸《旧唐书》（《旧唐书》在五代时根据唐朝文献编撰，近于官方历史。《新唐书》成于宋时比较客观）。事实上他与他的僚属在玄武门设伏，谋杀建成及元吉。建成由世民亲自张弓发箭射死，元吉则死于他部下手中。但是葬日“太宗于宜秋门，哭之甚哀”。建成与元吉各有子5人，也“并坐诛”。这事发生的时候太宗自己才28岁，他的10位侄子，很可能多少尚在孩提之中，如何被叔父揽获一并处死，则没有在史书内详细叙述。两个月后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于东宫。

    用传统道德观念阐解这段历史，常有不著肯紧之感。例如司马光作时，就指斥李渊不对，李建成不对，而李世民也不对。并非他的见解谬误，只是这种意见今日看来，已算卑之无甚高论，用不着历史家著书辩说。而且这“玄武门之变”业已发生，太宗李世民自己尚不整个掩盖事实，1000年后万历要避免贞观一朝的往事，也是不着实际。况且又400年后，万历皇帝在历史上的地位更不能与唐太宗相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