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表示大量难民，混入行列。司马懿对曹操说：“荆楚轻脱，易动难安”，则指出中枢地带的人民，南北奔波，不容易固定。

    这种情形至晋朝未止，有如3世纪之末关西饥民“流移就谷”，自汉中而入蜀，他们设栅作壁，推戴巴人李特为主，就屡败“八王”之一的河间王遇所指挥的部队。

    这时候晋武帝司马炎以裴秀原来的设计行“五等封建之旨”，也待解释。中国商周之间的封建，西欧中世纪的Feudal System以及日本之“幕藩”和“大名”，并不是由中央政府设计，全盘指令下属照办。而是低层机构里的农业社会，已渐具以各地方为主，自给自足的平衡趋势，此时高级权威以分疆祚土的方针，赋与上层组织，则彼此各得其所，其军备之限制，也容易做到，并无对一个极端流动的社会强迫其固定的道理。晋朝甫行封建，就将各王调来调去，又给他们以不同的头衔，加派军事任务。八王之乱时称“带甲百万”。其虚实不论，我们也可以想象其封建无实，各地流民甚多，诸王也适逢其会，只要他们予以口实与组织，就不怕没有参加厮杀的人员了。

    我们再看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时的天灾：贾后于公元291年专政。294年，大饥。295年，荆扬兖豫青徐大水。296年，关中饥，大疫，荆扬二州大水。297年，雍秦二州大旱疫疾，关中饥。298年，荆豫作扬冀大水。301年郡国十二旱六蝗。302年兖豫徐冀四州大水。309年全国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最后一段有夸大的趋向）。这种纪录即在多灾多难的中国，也不平常。

    至于“五胡”，则“关中百余万，戎狄居半”，已开始于马援时，即东汉初年。匈奴则“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依阻塞下，委质柔服”。也难怪他们不在动乱之中乘要投入了。

    所以从这些迹象看来，“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不能真正解答历史问题，仅仅提醒我们，当时人的眼光被他们的时代所拘束，才在这些细节上做文章。今日我们检讨长期分裂的悲剧，在展开视野之余，必须创设新的理论，才能将这段历史，和以后隋唐宋的第二大帝国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