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循吏传之所叙。从这些方面看来，中国的初期统一，以淳朴雷同的法制加于广大的地区，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同时在这种原始的重农政策之下，东汉与西汉，也确实有承前接后的联系。若非如此，则其人口与版图，就甚难如此互相凑合。

    但是这问题仍可倒转来看：要是两汉确是一脉相传，何以两个时期的历史学会有这样大的差异？今日我们展读西汉的历史，不期而然的会感觉到内中有很多令人兴奋，令人竦惧，令人嗟叹，令人惊讶的地方。这种特点，很难在东汉史里看到。即使现今《剑桥中国史》的主编人Denis tct也曾经对我说找不出一部读来令人觉得满意的后汉史。这原因又在什么地方？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西汉帝国仍在草创时代，即是文景之治，武帝之用董仲舒的思想管制，霍光的专权，宣帝的称杂霸，都离不开一种试验性质，所以能勾动读者的好奇心。东汉的君主，就没有这种创作的机会。其中主要的原因则是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后，立法不能展开。君权既要保持各地方的对称与均衡，就无从分割，也不能根据实况合理化。这情形曾引起仲长统说，三公都是虚设，到头仍是寡头政治。同时官僚机构的组织，由上至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没有民法的支持。法律既不能相次展开，民间经济发达到某种程度，政府在技能上无力处理社会所产生之各种繁复问题。朝中的权力斗争，却仍以道德名义作张本，其中女后，外戚，宦官，朋党搅作一堆，公事与私事混淆。今日之读史者，除了觉得资料重复，纠缠罗索之外，也很难分析其后面问题的真面目，更难判断谁是谁非。

    严格讲来，东汉或后汉只有起首的三个君主能有所作为；此即光武帝刘秀之“中兴”，明帝刘庄的用严刑峻法巩固其帝国，并用各种建筑及仪礼使君权神秘化和美术化，与章帝刘坦之重申儒家宗旨，以加强施政时道德力量的支持。

    而其实也只有“中兴”是创举。承认“中兴”，则西汉与东汉是为一元。

    这样看来，东汉的历史没有写得好，也不足为怪。一个国家的法制逾400年没有实质的改进，其行政不能表现活跃与生机，只好说是时势所必然。纪西汉的《汉书》提供刑法志，食货志和沟洫志等材料，纪东汉的《后汉书》则全部付诸阙如，而代以很多列女，蛇孽，法冠，赤绶的叙述。这和作史者的眼光手法不无关系（《后汉书》也和《汉书》一样，并非出于一人手笔），而当中仍有一个关键，则是从长期的历史眼光看来，后汉因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中国找开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