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国家，还恶意的将灾害加诸邻国。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种古籍之中记载略有不同，有的是“无曲防”，“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无障谷”。到战国期间，这问题加紧，公元前332年，赵国与齐魏作战即曾将黄河河堤决溃以浸淹对方（见诸《史记》）。又《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亚圣自己就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吾子过矣！”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秦始皇并非不知道这事，他统一和国后碣石颂秦德，自称“决通川防”。他又改名黄河为“德水”，更称秦为“水德之始”，这都是确切的证据。

    季候风与农业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向统一。中国农产区的雨量，80％出现于夏季三个月内。季候风由菲律宾海循西北方向吹来，有赖于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才能将温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结为雨。这样一来，下雨或不下雨，全靠两种气流适时适地的聚会。要是它们经常在一处碰头，其地必有水灾；反之即有旱灾。《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已经表现出中国初期农业的艰难。姚善友从《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统计，中国在民国前2270年，有旱灾1392次，水灾1621次，见于官方的报告（此外尚有虫灾，如“蜚”如“螟”，经常见诸《春秋》）。到灾荒时，邻国如不加接济，是为“阻籴”，即可能发生战事。各诸侯可能因婚姻细故，个人恩怨及扩大地盘的野心而动兵戈，参与的人民则更因饥荒所迫而活跃从事。上述的葵丘之会，也有“无遏籴”的彼此保证。《左传》里记载因粮食问题发生的争执其著得有如公元前720年，郑国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予以接济。次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不感恩图报，反而阻籴。因此两国发生战争。叙事的时候，《左传》也提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这次战争，秦国胜利，俘虏晋候。恰巧次年晋国“又饥”，秦伯再加以接济，并且说：“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还有很多战事，书中未叙明原因，根据我们现在推想，类似争执必然不少。

    从春秋到战国，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国与国间的冲突。根据周朝以前的规定，各国不能随便筑城设防。但这几百年长期扰攘，却大开各国违“礼”筑城之门。有关的邻国，则因对方设防而备感威胁，更要先发制人。凡此种种设施，都增加中央集权的趋向。过去通过贵族的间接管制，像欧洲骑士样的职业军人都成往迹。现今则只有全面动员，履亩征赋。而且大国控制资源愈多，对赈灾恤邻更有效，参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并。春秋时楚国和随国冲突，一大一小即有“随民馁，楚之赢”的说法，战国的时候，梁惠王语孟子，“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经过如此的措施，他就觉得他的地盘应当扩大，人口应当增多。梁惠王个人的希望没有达到，他的想法却有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竞争之后，小国无法生存，因而有趋向整个统一的趋势。始皇灭六国的期间，公元前243年“蝗蔽天下”，235年“天下大旱”，前230年和228年均是“大饥”，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嬴政又称自己的功劳为“堕坏城郭”和“夷去险阻”，也就是全国对内不设防，食粮全部流通。这样才能“振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极”。由此看来，再参阅战国以降战事的惨烈，和《孟子》经常提出的“若大旱之望云霓”，“途有饿莩”，以及“凶年饥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更感到我们无法责骂秦始皇，虽然我们无从赞同他焚书钳制思想，而他的坑儒（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动残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无从“褒贬”之余，我们只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