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日，他在启程赴纽约参加联大二十八届大会的前夕给仲曦东同志写了以下这个便条。多年后，刘锦琳同志给了我这张条子的复印件：

    老仲：明天走了，从心底里祝你好，放宽心。我会记住当前所经历的一切，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当然，即使如此，也会闲话不少的。但这是必然的，阶级斗争吗！？我心坦然，请你放心。热烈地握手。

    老乔

    28／9．73

    从局外人看，冠华当时正处于事业的光辉顶峰，中国进入联合国，他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点将的中国代表团第一任团长。离京时，毛主席指示要全体政治局委员在机场欢送。红旗招展，锣鼓齐鸣。数千名群众摆成方阵，气氛热烈。此后，中美会谈，他在主席、总理领导下担任了主要谈判，并与基辛格共同起草“上海公报”。党的十大，他又当选中央委员。在这无比灿烂的光环下，谁又能理解他彼时的困惑心情？谁又能懂得他在1973年9月28日写给老仲的这个短笺中所饱含的一切情感？冠华对他献身的事业是如此地忠贞，不论他个人遭受到什么委屈，人们三天后在联合国大会上见到的却依旧是那个精神抖擞，具有独特外交风度和魅力的中国外交家，他的发言又一次令多少听众折服，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也许至今还有不少人以为在那光辉成就的年月，我和冠华一同出席联合国大会也是何等风光，可谁又能看透我内心为冠华的担忧，谁又能想到我们在那风光的年月想得更多的是不可知的将来的厄运和我们可能有一天要共患难，为一场我们自己并不懂的政治斗争作出沉重的牺牲？

    70年代，我和冠华最高兴的时候是在国外开会或访问。那高兴不是为了去买“大件”或其他洋货。当时我们一个人只有十美元的零用钱，上下平等，从部长到厨师都一样。除此之外，一点额外补贴都没有。可以想见，这十美元只能到纽约廉价超级市场买点针头线脑的小玩意儿。冠华要我替他买的永远是地图，他酷爱收集地图。新的地图很贵，我就到伯恩斯?诺贝尔斯书店的旧书部去买旧的，旧书可以便宜很多。剩下的那几块钱几乎都被我用在冰淇淋和炸土豆片、玉米片上了。但无论是买地图还是吃冰淇淋，都不足以使我和冠华在国外流连忘返。我们真正想在国外多呆些日子的原因是出了国，住在使馆内像是个自由自在的天地，不必像在北京那样提心吊胆怕上面又出什么风波，怕部里有人打小报告，怕得罪了通天人物。在国外，我们不必扮演我们并不情愿的角色，冠华可以比较放手地施展他的外交才华。记得1974年，那次出席联大后我们途经巴黎回国，住在大使官邸。中午曾涛大使和驻法使馆的外交官同冠华聚餐，冠华喝酒过量了，饭后回到房间倒头就睡。我睡不着，跑去找曾大使的夫人朱黎青同志玩牌。这在那时是极为难得的空闲。我一边玩牌一边说我和老乔真希望能有机会外派一任大使。出国工作，至少还有劳有逸。可是老乔想去华盛顿当联络处主任，主席不同意，说他要留在国内，每年的联大是他的事。我们玩了还不到半小时，冠华突然闯了进来，他酒意未消，带着满脸的不悦冲我说：“你玩什么牌嘛？！这种事很无聊。你应该休息！”曾大使夫妇很尴尬，他们和冠华是老友，只觉得他是醉了。我很窘，只好道歉，拉冠华回房间。回到房里，我非常生气，嚷嚷说他太无理，凭什么这样粗暴！此时，冠华似乎清醒了一些，坐在床上突然落泪了。我还是以为他是酒疯，我说不跟醉汉打交道，说完就往外走。冠华下床拉住我，伤感地说：“我的酒醒了，刚才的事对不起。我也不知为什么很怕你离开我。我醒来，屋子里黑极了，找不到你。我很怕孤独。我真怕有一天，所有人都离开我，你也离开我！”我愣住了。许久，我叹息地说：“你胡思乱想什么，我怎么会离开你呢？！”他说他也说不清，但总有一种预感他迟早会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