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我们准备结婚，为此他很高兴。他对冠华说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他从香港同其他许多党外民主人士一起乘船回北京定居，正是冠华代表党中央同船回来的。他说他一直认为周恩来之下冠华是最出色的外交家。最后，父亲说我们结婚时他可能还在香港，如果赶不上我们的婚礼，他要送我们一点礼物。但是他太老了，不能去买礼物了。说着，父亲从衣袋中摸出他唯一的那张一万元定期存折。这是1971年他的《柳文指要》出版之后，因为当时取消了稿酬，周总理指示送父亲一万元作为酬金。父亲嘱我为他办了一个定期存折。此时，父亲很动情地说：“这张存折送给你们，含之去买你们喜欢的礼物。”冠华当时显得很窘，连声说不必。我也说我们一切都有了，这钱是周总理送的，父亲留着回北京用。但父亲执意要我们收下。我当时想我先收下代父亲保管，等他香港回来还是用在父亲所需的事上。没有料到两个月后他在香港去世，也没有料到这笔钱后来在冠华身陷逆境，患着绝症而经济拮据时成了我保证他营养所需的主要财源。

    当外交部总务司在1973年12月11日派车把冠华报房胡同的家搬来我家时，除了那几箱子书籍之外，几乎全部都是公家的东西。家具是每个月付租金从外交部租的，连那几套中山装和大衣都是出国时公费做的。没有彩色电视机，没有像样的任何家用电器！这就是冠华！他总使我想起鲁迅的话，他像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的却是牛奶！而冠华正好属牛！当年他迁来我家的那套绿色尼龙绒面的沙发是60年代中期缅甸使馆替换下来运回国的。这套沙发至今仍在我的客厅里。它们已经过几次修理，我却仍不舍得替换掉。女儿去年为我修缮房屋，她懂得我不愿舍弃这套大约已经使用了三十年的旧沙发，就给它们做了几个大套子。

    冠华迁入我家后的几天之后，我们在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酒会，招待冠华的同事，算是婚礼吧！来参加的自然都是显贵的部长们。奔驰车在大门口停了一长溜儿，真正是车水马龙！但是就在这个本来值得欢庆的婚礼之夜，我却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和一种对未来的惶惑。

    第一件发生的意外是当我为每位贵客斟上茅台酒，请大家干杯时，冠华和我忙着招呼客人没有立即喝杯中茅台。此时一位部长喝了一口后迟疑地问冠华：“老乔，你这倒的是酒吗？”其他部长们也同声说：“老乔，你开的什么玩笑？这是白水吧？！”我和冠华赶紧尝了一口杯中物，果然是白水。我忙问冠华哪里拿的茅台。冠华说是从饭厅拿的。我忙去查问，原来当时有一位照顾我父亲的女孩子还住在我家。她用一个茅台酒空瓶装凉开水。这天晚上她装了水放在饭厅桌上，被冠华当做新酒拿去待客了。大家自然把这插曲当个笑话，说冠华舍不得请客人喝茅台，用白开水充数，冠华也哈哈大笑。只有我心里蒙上一层阴影。我从来都有点迷信好兆、恶兆。在婚礼上浓烈的茅台变成了淡而无味的白水，难道这会是一种不祥的预示吗？

    客人散尽之后，冠华很兴奋，说出去看看月亮。我说那么冷，别出去了。他却非要去，说今晚一定要赏月。我只好给他取大衣围巾，陪他到院子里散步。冠华说：“多好啊，多美啊，我们能在一起了！”我说：“是啊，不过今晚的招待会实在像次外交活动不像婚礼！”冠华叹口气说：“没有办法，这也是应酬！”我忽然非常激动地对他说：“你知道我最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婚礼吗？”他说不知道。我叹口气说：“教堂的婚礼！”冠华捏了捏我挽着他手臂的手说：“别瞎说了！”我说：“真的，我一直幻想着这样一种婚礼，在神圣的主的面

    前，两个人面对面，心对心，说出庄严的誓言：‘我章含之愿意与乔冠华结为夫妻，不论富贵或贫贱，不论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安慰你，照顾你，忠贞不渝。’这种誓言是发自内心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