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去看他，他问我，我一无所知。”

    程秘书自然冤枉，说从未见过此书。

    冠华忽然记起父亲说是叫“小女带交”的。就问程秘书：

    “行老有个女儿在部里？”

    程说：“是的，在亚洲司。”

    冠华问：“我怎么不知道？来多久了？叫什么名字？”

    于是，程秘书就给我打了那个电话。他说以为我会要他引我去见乔部长，没想到我把书给他就算了。后来他给冠华送去书，冠华问他我在哪里。程说在司里，书是他上楼拿的并说我说乔部长已见过我父亲，没有别的话要转达了。当时冠华未再说什么。此后也从未“召见”过我。

    但是，他显然没有忘记这个傲慢的“行老的女儿”，并且伺机要挖苦她一下，大概很少人当时会放弃一个与乔部长见一见的好机会，我没有去见他多少刺了一下他的自尊自大的感觉。不久，他在一个人数众多的场合使我很是窘迫。

    这年的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席位的决议。这是当时震撼世界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挥了第一个赴联合国中国代表团的准备工作。从代表团的团长、主要

    成员，一直到翻译人员以及第一个联大发言都由他们两位最高领导审定。团长是冠华，我是代表团翻译之一。当人员确定之后，由冠华主持在部里六层的大会议室召开代表团成立大会。除代表团全体成员外，还有其他部、司两级领导参加。那天下午，我忙着司里一个急件，等赶到会议室时，里面已坐满了人，连会议室门口也已有四五位临时搬了椅子来的与会者。我也从旁边国际司的办公室借了张椅子，坐在门外。此时，只听见冠华在里面宣布开会，他简单讲了形势和毛主席、周总理的一系列指示。因为我坐在门外，只听见他的声音，并不见他本人。讲完形势后，冠华说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来自部内各个单位，彼此可能还不熟悉，所以互相认识一下。于是，他逐个点名。当叫到我名字时，我在门外站起来，往前挪了一步，探了下头。大概当时不少人还不认识我，我听到会场里有交头接耳的声音，很多目光好奇地盯住我这个外来者。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外交部基本上不进新人。我有点窘迫，赶紧退回座位坐下。岂料此时冠华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就是章含之？你就是章行老的女儿？”

    我更窘了，只好又站起来，轻声说：“是的。”

    冠华并未放过我。他又说：

    “就是你扣了行老给我的《柳文指要》？”

    会场又是一片耳语声。我不知所措，心里很是生气这位部长如此咄咄逼人，一点小事记得这么牢，叫我当众难堪。最后，冠华说：

    “好吧！今天算认识你了。”

    我想冠华很快就把这个场面忘记了。后来当我提到这件事时还耿耿于怀，可冠华说他不记得那是故意的，他只记得那天会上当他第一眼见到我站起来时觉得我很美。我说从那个小文具店开始到这次会上我们俩第一次对视，这第一眼的交换花了四年的时间。

    以后在我们出席联大会议期间，我和冠华之间又发生了几次冲撞。当我们代表团抵达纽约后不久，爆发了在当时的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的印巴战争。我当时虽然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但远不能理解压在冠华身上的重担。尽管东、西巴基斯坦这种人为的国家状况长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是在我们出发之前，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严重的导致一个国家分裂的地区性战争。年轻的中国代表团进入了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拥有着否决权，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乔冠华团长的表态。那时我们仓促来到纽约，住在罗斯福旅馆的十四层，没有自己的机要通讯条件，向国内请示只能发明码电报，打普通长途电话。同时，中美关系刚刚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