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当年，我对老一辈的那些作家充满敬佩之情。当年，与我在一个团里的那些作家在散去之后几乎没有一人不是经历了惨烈的磨难的。我曾在那年底去作家协会的院中看过一次大字报，看到几乎我认识的作家全都被点名批判了。当时还幸存的，后来也打倒了。在我们陪着外宾游长江、上庐山时，他们肯定已经预料到不久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灾难，但他们却表现得十分沉稳，镇定。我的直接领导是杜宣同志。我们相处得很好。当时的外国代表中有一个土耳其画家，整天背着一个大画筒，说里面是他的作品。我曾替他翻译，谁知他想入非非，对我献起殷勤。一上火车就非要我坐在他身边，搞得我非常尴尬。这个画家是个大胖子，却到处要凑过来与我挤着坐在一起。开始时我还礼貌地避开他，可是最后我对他发了脾气，不再理他。那时，年少气盛，并不认为这是外事活动，要有礼有节，只觉得这大胖子太无礼就发了脾气。谁知大胖子也发脾气，上了庐山就拒绝参加活动，还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此事闹到了领导那里。杜宣同志耐心地做我的工作，说服我不可意气用事。最后他出面邀请那胖子画家单独与他游山，由我任翻译。那胖子也就顺势下了台阶。记得我们三人在庐山上玩了整整一个上午，到了一道瀑布前还照了合影，可惜那张照片已找不到了。杜宣与胖子画家一路谈笑风生，论古说今，十分热闹。我完全看不出他对今后的命运有什么担心。但是，同所有其他作家一样，会议散后，杜宣回到上海即遭批判。这年年底，我利用“大串联”到上海去时还去过他家，与他一家人在一起吃了午饭。当时他虽遭批判但还有人身自由。听说后来在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杜宣同志终于难逃厄运，身陷囹圄多年。幸亏他能度过这场灾难，如今还健在。我记得我们那一路人马在上海送走外宾之后回到北京，在机场告别时诗人李季很动情地说不知何日我们大家再能相聚。我们在陪着外宾度过了十多天表面欢乐祥和的游览观光之后此时已清醒地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我们相互紧紧地握手，神情黯然，互道珍重。后来我回到学院，三天后被“揪”出来，我猜想其他人恐怕还没有挨过三天！

    我被打成“黑帮爪牙”、修正主义苗子，被揪出来批斗之后的那几个月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遭遇到的最最绝望的一段时光。我还那么年轻，对生活充满那么多美好的期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夜之间我变成了“敌人阵营”里的一份子。有一首当时红卫兵天天唱的歌，歌词是：“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群众齐动员，文化革命放光芒。”现在想起来都不寒而栗。因为那时，凡有重大集会，系里全体教师集合时，我们这些“黑帮黑线”人物开始时也要站在队伍里。人到齐后，就开始由教师中的革命派指挥，杀气腾腾地唱这首歌。

    唱完就齐声呼：“杀、杀、杀！”真叫人毛骨悚然。接下来又有节奏地反复唱：“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开，滚、滚、滚！”于是，我们这些人就要自觉地“滚开”，从队伍中站出来，等大队伍起步走之后，这一支“黑帮”小队伍默默地跟随其后进入会场。这虽非肉体的迫害，却是对精神极大的折磨以及人格上的极大屈辱。而正是这种日以继夜的侮辱使我最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那一天晚上，外国语学院和隔壁民族学院的造反派联合召开大会批斗班禅大师。大队伍进入大操场后，我拎着自己的小马扎远远地孤零零地坐在操场边上。台上进行着一幕幕野蛮的斗争，班禅大师的父母、家人也在陪斗。口号声在夜空中震荡。我突然觉得浑身的热血往上冲，每根神经都极度紧张，坐不住也站不稳。当时，造反派严格限制行动自由，但是我觉得我快崩溃了，我再也支撑不住了。我必须去寻觅什么东西，也许是希望，也许是毁灭，总之，我不能再坐在这里，看着别人被宰割，也等待别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