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发将近两年之后。

    在1966年6月的这次联邦审判中，还是借用了麦迪逊县的同一个法院大楼，同样还是当地的白人陪审员。这一次，梅耶和西姆斯，被定罪，分别判处十年的刑期。

    在培尼案的谋杀罪审判中，证人拒绝作证，在当时是可以预料到的，当地白人民众普遍有种族歧视观念，证人必然会感受民众的压力。即使证据充分，陪审团作出“被告无罪”的裁决，也仍然是可以预料的。在陪审团开脱证据确凿的谋杀罪的背后，是四十年前当地南方白人的一个很普遍的立场：他们不认为一个黑人的生命和一个白人的生命是等同的。这个立场是一种隐隐约约的观念，平时他们不必作出声明和表态张扬，他们甚至可能都没有清楚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并未出现，即使在四十年前，因极端反对种族平等而要出去杀人，还是极为罕见的事情。绝大多数的南方白人民众勤勤恳恳劳动，他们是善良的，也是守法的。他们有种族偏见，看不起黑人，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要去谋杀。相反，南方以治安良好出名，一向标榜“法律和秩序”。此案的两名凶手都是有些问题的人，其中的西姆斯，甚至在等候《民权法》审判的时候，就因开枪打伤自己的妻子，已经坐在牢里了。

    可是四十年前的那个夏天，这桩谋杀案尖锐地把问题挑开了：白人杀了黑人，你同意依法判处白人死刑吗？假如同样的证据证明是黑人杀了白人，你还会裁定被告无罪吗？法庭上的十二名陪审员是随机抽样而来的普通麦迪逊公民，他们被看作是麦迪逊县的、佐治亚州的甚至是南方这几个州的白人民众的象征。于是平时只是隐隐约约存在的这种对生命价值的不平等看待，这种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一个个人隐私式的观念，终于在1964年的夏天，被毫无遮拦地公之于世。

    没有一个人、一个地区，是愿意轻松面对自己的恶行、面对自己铸成的不可挽救的大错的。时间越久，事实就越清楚：培尼中校被杀，正义却没有伸张，责任在麦迪逊所有的人身上。四十年来，背负这个历史重负，感受最沉重的，也就是这个麦迪逊县。在一本本历史书中，都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在1964年夏天，是麦迪逊县的陪审团，在法庭上判定杀人的被告无罪。

    随着时间流逝，老一代的麦迪逊人不愿意提起培尼案，新一代的人在渐渐忘记。美国历来非常注重在历史遗址立一块小小的纪念牌的。可是，在麦迪逊县的培尼遇难地，却什么都没有。

    我们几次在开车经过宽河大桥的时候，不由自主谈到培尼中校被杀案，我们问自己：“为什么这儿还没有竖起一块培尼中校遇难地的纪念牌？”我们也这样回答自己：“也许，麦迪逊县还没有等到卸下历史负担的那一天。”

    当我们拿到这张报纸时，我们知道，这个县走出历史阴影，以新的面貌站起来的时刻终于到来。

    四十年以后，一位南方口音、名叫坎达拉的雅典市白人女子，阅读了这个故事。她的丈夫正在竞选今年雅典市的市政委员，这个家庭是当地主流社会的一员。她读到，杀死培尼中校的凶手，和她一样，同是雅典市的居民，其中一个还活着。她还读到，培尼中校不仅和她的父亲一样，是“二战”老兵，还是一个热爱家庭的丈夫和三个孩子的父亲。培尼中校被杀的时候，他的孩子们分别是五岁、十岁和十三岁。坎达拉还读到，培尼中校的女儿琳达说，她清楚地记得，她的妈妈对她说，自己的感觉是那么奇怪，为什么丈夫没有倒在“二战”期间和日本人作战的菲律宾战场，却会在和平时期，倒在了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而培尼中校最小的儿子，当时才五岁。和父亲同名的小培尼，今天是一个飞行员，他说，“我们一直都明白，那里的人们并不都赞同KKK，我们是对KKK感到愤怒，而并不怨恨那里的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