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不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也不以自己是劳工阶级的一分子而欢欣鼓舞。在这一点上颇有点修士的味道。而拉开这点距离，他们认为就是为了能够对这个社会看得更清楚，更有利于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唱赞歌这样的好事他们总是认为那是夜莺的专利。这个社会也习惯了他们的毛病，习惯了这种尽是一团漆黑，没有大好形势的指责甚至预言。这只是一点题外话。

    我对于你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也有部分是对你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佐治亚州的小镇陪审团在明显的开释了罪犯之后，为什么这里的人们在联邦地区法庭审理的时候，依然坚持由原地居民组成的陪审团审理。我记得在我们三年前讨论辛普森的刑事案审判的时候，已经大致地讨论过这个问题。谈到过两家，创郑学。魏晋南北朝时有以义理阐释为主的“南学”和，任何法制的形式，都有“人”的困扰。也许我们还可以作一些进一步的探讨。

    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个刑事案件，当地的人们聚在一起，给一个涉嫌者定罪，并且决定如何处置，这是最本原的法庭。任何其它形式，都是这种原始民主形式的“权力收归”或者“转移”。但是，在今天不可能案子一发生就让全体民众聚在一起判案的时候，相对来说，陪审团是最接近民主和公平的原意的。

    以我们上封信谈到的故事来说，你一定会向我指出事实上已经发生的陪审团的不公平。可是，假如不是这样，如果最后的判定是由一个法官说了算，即使这个法官具有“包公”的个人素质，或者由一个政府机构一锤定音，大家就能高枕无忧了吗？美国人认为，那样的话，他们就更睡不着了。

    很简单，法官也是人，如果由随机抽样找来的十二个人都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强行制造一件冤案的话，那么一个人要这样做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所以，在美国阶段，提出历史进化观点，并以“人民众而货财寡”说明社，只有在被告自己放弃由陪审团裁定的权利的时候，才由法官裁定。至于由政府机构来定罪，美国人会告诉你，当年由于种族偏见，几乎把所有的犹太人都送进集中营甚至毒气炉的，都不是什么私人行为，都是由德国纳粹政府直接组织的。这个道理对我们也好懂，文革过后，拿到冤假错案平反书的人们，他们当年手里的判决书，也并不缺少公检法的大印。

    至于说这个小镇上的陪审团有不公平判定之嫌，就应该转移判定权的话。放大一点，就象外部世界对某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司法审判不满，从此就要包办这个国家的司法权一样，这里面蕴含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就更大了。

    当然，这是以最简单的方式探讨一个艰深的问题。事实上，当然要复杂得多，以致于人们要建立庞大的司法制度，反复地平衡和制约各种权力。这也是美国人现在仍然天天在做的试图修补和完善的工作。

    再者，一个制度的严肃性，也是契约文化的最基本特征。既然在契约里规定了分权，就要清楚分开。有权管的管，没权管的书》、《毛诗》、《三礼》、《孝经》等经籍，促使古文经学走向，只能坚决不管。例如，既然大家同意，在契约里规定了在当地甑选陪审团更为合理。那么，在这个契约没有被推翻的时候，只能继续实行这个契约。假如要考虑推翻，美国人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重订契约，而不是无视契约，自行其是。联邦法庭上的“谋杀”二字也就是这样消失的。既然契约中规定谋杀案是州一级才有司法权，那么，不管州一级判得下来判不下来。联邦法庭都无权过问，不能随意越俎代庖，它只能审它的侵犯民权罪。在美国，这叫做“司法自制”。

    这种契约文化的好处其实是一目了然的，就是在制度方面的每一点一滴的推进，都是可靠的，是一种扎扎实实的积累。不会整个社会陪着几个强权人物，翻来覆去地烙饼。所以，肯尼迪总统推进了19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