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局保护一个民间组织行为的举动，是极不寻常的。可是，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依然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个制度限定了他们的职权范围，不在他们范围内的事情，他们只能作出劝告，说明情况，却不能插手。

    因此，当马丁·路德·金告诉“夏季自由计划”的参加者，你们要作好准备，要准备好遭到威胁，辱骂，殴打，逮捕。还有一句话，他没有明确说，那就是要有牺牲生命的可能。

    那么，他们所接受的训练是什么内容呢？说来真叫人难以相信，训练的主要内容就是“非暴力”主义的理念和细节。

    虽然，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黑人民权运动组织此时已经达成相当的共识，黑人的“非暴力反抗”也在整个民权运动中得到美国民众的普遍同情，已经成为他们手中最强有力的武器。然而，在今天回顾这个“夏季自由计划”的时候，我始终不能完全以赞赏的态度看待这样一个帮助南方黑人“最后解放”的大规模行动。

    “非暴力”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被成熟运用的政治手段。它始于印度的“圣雄”甘地。之后，被不断地研究发展，以致于今天都有专门研究“非暴力”的杂志，以不同的角度探讨“非暴力”的哲学和技术问题。“非暴力”抗争，相对于鼓吹暴力解决问题，有了本质性的进步。它的进步正是体现在对于人性的认识上的飞跃。但是，当“非暴力”被一个政治人物或者一个群众运动领袖用于一场民众运动的时候，这里仍然有一个是否“适度”运用的问题。对于这个“度”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它是否真正建立在人道的基础上。

    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抗争，非常成功地达到了印度独立的目的，这里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原因，就是当时在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也在演变。它从以铁腕政策统治殖民地开始，由于其自身的历史进步和国内的压力，逐渐走向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体制。甘地提出的非暴力，就是率先主动站到一个对自己不利的地位，要求对方共同进入游戏规则。反过来说，这个体制的完善，也从一个侧面成就了这个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抗争。在有了游戏规则之后，至少甘地知道，他作为一个如此大规模的反对殖民政府的领袖，他可能因为在抵抗运动中因为违法而坐牢，但是，他会有机会经历公开的审判，量刑是必须有法律依据的，他决不会一进牢门就被悄悄干掉。所以，挑战司法，上法庭，进行法庭辩论，坐牢，都成为“非暴力”抗争的一种“技术”。在这样的体制下，结果倒是英国殖民政府越来越不希望看到甘地坐牢，因为这反而会加速甘地的明星效应。“非暴力”抗争的理论和实践，由这样一个在英国读出法律博士，对英国政治制度了如指掌的甘地提出，在由英国殖民政府统治的印度得到成功，决不是偶然的。

    对这个体制的熟悉，是甘地领导“非暴力”运动成功的最大依据。因为，这个体制毕竟是有规律可循的。面对这个制度，甘地胸有成竹。然而，当甘地成功地点燃了他的同胞们高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激情，当看上去是如此无能的英国殖民政府完全认输离去之后，甘地却发现，他面对自己亲爱的同胞们，却完全束手无策。因为，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面前是完全非理性的一个群体，而且他们激情不减。

    在整个赶走英国人的长达几十年的印度独立运动中，双方都有过失控的情况，造成了约8000人的死亡。可是，在印度独立之后立即陷入由于宗教，派别不同的一场场同胞之间的混战，使得印度独立之后仅短短一年，同胞自相残杀造成的民众死亡人数就高达五十万。即使是“非暴力”的创始人甘地，也完全无能为力，无法使这些“暴力”平息。这个时候，他的任何理论都不起作用，他唯一的“杀手锏”，只能是凭借自己“圣雄”的神圣光环，以绝食自杀来平息同胞之间的野蛮厮杀。说穿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