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兄：你好！

    上封信谈到的“斯高特案”判定了黑人没有公民权。问题是，原来的那块“梗喉之骨”，在这个时候又一次凸现了出来。因为在南方的奴隶制下，黑人是主人的“财产”。那么，南方的白人显然应该享有“财产保护权”。这么推断下来，如果有类似“密苏里妥协”这样的国会立法，看上去反倒可能是“违宪”的，因为宪法规定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在分治的原则下，废奴只有在一个情况下是可行的，就是这个地区的人民自己投票自决，或是由州议会立法，宣布自行放弃这样“财产权”。因为州议会是直选的，也就是说，州议会立法是一种“间接的公民自决”。可是，在“密苏里妥协”这样的国会立法中，规定了在北纬36度30分以北不得蓄奴。这实质上是一个凌驾在地区之上的一个外部的权力机构，宣布剥夺一个地区平民的“财产权”。这个死结就打在历史遗留的“黑奴是主人的财产”这样一个关节上。

    这也就是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积极鼓动斯高特，去最高法院上诉，尝试这个司法挑战的原因。因为，如果要打开这个死结，那么指号学美国哲学家莫里斯（CharlesMorris，1901—）创，承认黑人的公民权，是一个最为有效的途径。但是，正如我们在上封信已经讨论过的那样，黑人的公民权是一个更深更广的课题，当时的最高法院还不可能作出一个跨时代的判决。许多人认为，这个判决的出现，是因为首席法官是一个来自南方的奴隶主的原因。我却并不倾向于这种看法。因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来自南方，或者本身是奴隶主，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可是，判决是由独立的投票方式决定的。在与奴隶问题有关的投票中，并不普遍存在这样的相关关系。这我们在“阿姆斯达”案的最高法院投票中，已经可以看到了。

    也许，还有一个旁证，可以证明这个历史的局限性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就在“斯高特案”判决的第二年，伊利诺州展开了一场历史上有名的大辩论，就是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林肯和他的对手辩论奴隶问题。林肯表示了坚决反对奴隶制的态度，他的对手则相反。他们都典型地各自代表了当时社会南北两派对峙的观点。可是，在辩论中，他们有一个观点却是相同的，就是解放后的奴隶应该尽快送回非洲去。他们双方都没有把种族融合的社会，作为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

    不管怎么说，这个死结还是没有打开。尽管这只是一个历史局限，可是，在今天的美国最高法院，还是对所有前来参观的世界各地的人们，用录象介绍告诉他们，这是最高法院在历史上犯下的一个“严重的历史错误”。并且告诉人们，这也是南北战争的起因之一。

    对于类似的说法，你可以在各种情况下听到。比如说，在“斯高特案”的前后，每次在北方发生向南方“送回逃奴”的案例，总是会引起震动。在“阿姆斯达”案判决之后李塨（1659—1733）清思想家。字刚主，号恕谷，保定，北方人对于“送回逃奴”的心理承受能力大大降低。因此，也有人在提到这样的“送回逃奴”事件时，说到这是南北战争爆发的诱因之一。就是在看有关“汤姆叔的小屋”这本小说的评论时，你也一定看到过“一本引起一场南北战争的书”这样的评论。

    更常见的讲法，是说林肯总统的当选，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林肯来自贫寒家庭，出身于南方。他是因为在一个奴隶制问题成为主要矛盾的社会，表示坚决反对奴隶制，才成为一颗政治新星而冉冉升起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美国在“阿姆斯达”案之后，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当年同样是持反对奴隶制观点的凡布伦总统，在竞选时就竭力维持平衡。相比之下，林肯表现得旗帜鲜明。这和民意的进一步推进肯定是有关系的。可是，林肯当选出任总统，无疑使得南方感到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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