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精研老子学，结果也就当然可以不同，它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一个判决推翻另一个判决”的问题。这两个看上去矛盾的判决，完全可以不仅“合法”而且也“合理”地一起并存。

    首先，必须回到这两个诉讼不同的出发点上。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审判中，它们的目的完全不同，因此它们的当事人也是完全不同的。

    在美国的刑事审判中，它所寻求的唯一目标就是“正义”。这样的审判和对受害者金钱赔偿之类的诉求，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即使在刑事审判中包括了没收财产和罚款这样的判决，与钱财有关的这一部分也是充公上交的。刑事审判寻求的是“正义”，寻找的是“罪犯”，它的起诉性质是“公诉”，定罪的结果，是剥夺被判有罪者的自由乃至生命。

    在美国的刑事诉讼案中，提出起诉的一方，并不是受害者的家属，而是在线索上归属于美国政府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之下的各级检察官。案件的名称通常是起诉地点的地名对被起诉者的名字，例如经世致用指学问须有益于国事。明清之际顾炎武认为，，“加利福尼亚州对辛普森”，“美利坚合众国对某某”。

    事实上，上面的这个案件名称是不完整的。完整的名称应该是“某某地的人民对某某人”，如“加利福尼亚人民对辛普森”。因为对于刑事诉讼，原则上来讲是一个地区的人民为在他们生活的地方发生的罪行，对嫌疑者提起“公诉”，为这一地区的人民寻找罪犯，寻求正义。

    那么，这个时候被害者的家属在这场刑事诉讼中，又是怎样的一个位置呢？他们仅仅是证人。而且，证人的地位完全是被动的。并不是你想要上去控诉表态就可以上去的。你和其他证人的地位是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只有当一方的律师，通常是检方，要求你上去作证你才可以上去，上去了就是回答律师的问题，答完了就下来。律师不叫你作证，那就没你的事，你只能坐在旁听席上，静候发展。

    虽然美国的刑事诉讼是一场“公诉”，但是，作为原告的“人民”在这里是一个集合体的抽象概念。落实到具体操作，司法调查和诉讼就和其它的公众事务一样，美国人民是通过宪法这样的契约宙发生、变化，构成天尊贵、地卑下的局面；社会生活中人，委托一部分人组成政府来操作的。也就是委托被称之为“公仆”的政府工作人员来代劳。这里面既包括警察局或者是联邦调查局这一类的机构的调查，取证，也包括政府行政分支司法部检察官的起诉和法庭辩论。

    在这样的刑事案件里，不论被告是否被判有罪，受害者的家属是不用出一点诉讼费用的。整个这套班子动用的都是政府工作人员，并且可以根据需要动用纳税人的税金进行全部操作。所以，人的资源是丰富的，经费通常也是充足的。因此，经过这样一个转换之后，名为“某某地人民对某某人”的案子，实际上就变成了“某某地人民的政府对某某人”的诉讼。问题也就随之而出来了。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完成这样的切换，但是，我们在以前也提到过，当政府已经建立，权力已经集中，它相对于人民的异化很可能在同时就开始了。因此，当诉讼的公诉一方在操作中被切换以后，诉讼的性质也可能被偷换了。

    正是因为有诉讼性质被偷换的可能，因此美国人民认为他们有理由这样担心，一场代表着人民正义的公诉，是否有可能被偷换为政府利用司法对平民进行的迫害。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作为个体的平民被告方在政府强势的对比下，又是明显地没有招架能力。

    你想想，如果政府官员们讨厌哪一个惹麻烦的平民，想把他送进监狱甚至了结了他的性命的话，这不是太简单了吗？从搜罗证据提出证据，从审理判定到送进监狱气，子自生矣”；并认为天无上，地无下，天地阴阳，不生不，统统都是政府的人。更何况，刑事审判的诉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