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的不同，显然还有她因生理不同而产生的心理不同，这些因素同样也影响了她的态度和语言特征。最后，大家争论的结果就是，事实上，你根本已经无法完全辨别出，在女性的语言特征中到底哪一些是生理和心理的因素造成的，而哪一些是由长期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因素造成的。

    在这12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里，我想，也永远无法分析清楚，有几个人，在多大的程度上受了被告律师种族情绪煽动的影响。人们的猜测和指责并不能说明这个问题，陪审员从法庭出来以后对这种指责的否认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尽管法律对陪审员有严格的要求，但是，我说过，他们都是大活人。这也是任何法制社会在穷根追底的时候，人们常常会遇到的困惑，因为不论是立法还是执法，都是“人”在那里进行。从前面我介绍的美国权利法案的200多年的实行历史中，你也可以看到，每个历史阶段，由于“人”的不同，理解和实行的情况也就不同。但是，从它整个的实行历史来看，是在不断趋进于它的立法本意，这也是美国社会本身在进步的表现。那么，辛普森的陪审团在被告律师“种族牌”的影响之下，他们的裁决是否趋近于立法本意呢？这个答案，我想是肯定的。

    这是因为，拨去被告律师“种族牌”在这个案子上所罩上的迷雾，审理和判定的逻辑都是清楚的。这也是在社会上作民意调查，任何一个种族都没有一个一致定论，而这9名黑人，2名白人和一名拉丁裔组成的陪审团却会有一个一致定论的原因。陪审员的判断逻辑是与民众不同的。况且，只要这12个陪审员中间有一个不同意，陪审团也无法作出“罪名不成立”的裁决。同时，这也是民意调查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辛普森受到的是“公正审判”的原因。这个民意调查还使我们看到，在美国，就连一般的老百姓，都会清楚地把一个人“是否犯罪并且得到了判罪”，和他是否受到了“公正的审判”区别开来。但是对于一个不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想通的道理。他们会想，如果凶手是判罪了，那么说明审判是公正的，凶手没有被判罪，这场审判当然就是不公正的。这二者怎么会出现不统一呢？

    美国的司法制度当然也是希望寻找罪犯，希望伸张“正义和公道”的，但是与此同时，它承认它面临这样一个困难，就是在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它做不到“不错判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因此，它并不强求一定要找出罪犯。同时，在对一名被告判断困难的时候，它倾向于“错放”，而不是倾向于“错判”。这就是我以前自己总结的“宁可放过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的原则。.法庭上“罪名不成立”的解读，是“证据不足，不能定罪”，而不是“此人清白无辜”。因此，它首先寻求的是“公正的审判”。在审理的过程中，检方的“寻找罪犯”，“寻求正义”是不可以放到台面上来的，不能造成任何一方以道义上的强势压过另一方。只要双方在法律的规范下，通过公平抗衡，得出了判决，那么，这个制度就认为这个社会的“正义和公道”是得到了伸张的。在辛普森这个案子里，我认为，这个制度要求检方，也就是打算把一个公民送到无期徒刑的大牢里去的一方，在提供证据的同时，取证必须科学，严谨；提供证人的时候，证人必须可靠。这样的要求，应该说是合理的。达不到这个要求，就是证据尚不充分，因此把这个被告放回家了，你也没什么可说的。

    这样的司法精神是建立在权利法案的基础上的。它的出发点就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我已经介绍过，权利法案的制定，它的目标是针对政府的，尤其是针对联邦政府。它主要是防止美国政府和政府的执法人员侵犯公民权，甚至滥用职权，陷害平民。一个被告，当他面临审判的时候，他立即面对着一个极大的强势。这里我想谈一谈有关辛普森“金钱买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