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他将出场作证后，每天电视上专家们的评论是一片赞叹仰慕，好象在等待一位大明星的出现。

    他曾经受辛普森的律师夏皮罗的委托，为辛普森作过身体检查，以证明他身上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法庭上出示了这些检查的照片。他还根据犯罪现场的照片作了一些推论。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他在分析了一张现场照片之后《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回忆马克思》等。，认为其中的一个痕迹“有可能”是“第二双脚印”。这如果被证明是真的，将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现场除了被害者之外，只发现过一个人的脚印，尽管作案者的鞋子始终没有找到，但是脚印的尺寸与辛普森的一致，而且被确定，那是一双只有富人才会问津的昂贵的鞋。检方认为，辛普森作案是一个人干的。李博士的发现就是一个“合理的怀疑”。刑事法律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被告只要提出“合理的怀疑”即可，不必作出证明，这叫做“没有证明的负担”；而相反，检方则必须提供证明以“超越合理的怀疑”，这叫做“具有证明的负担”，或者说“证明的负担在检方”。

    因此，检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这一点被突破，他们也再一次请出犯罪专家，以否定李博士的推抡。在法庭上，检方也从他的工作录像中挑出他的操作不规范之处。这时，法庭之外又出现了意外情节。李博士在遭到反驳之后，在自己的实验室开起了记者招待会。他对记者说，自己的结论和反驳他的专家并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因为他当初在法庭上说的就是“有可能是第二双脚印”，他从来也没有说过“肯定是”。同时，他还对检方挑出了他的操作不规范的毛病十分恼怒，指责检方在他操作过程中不配合，不向他提供应有的装备，使他根本找不到手套等，只能违规操作。他还对记者说，他后悔自己卷入此案。此举显得急于在为自己的证词辩解，一时间舆论大哗。一般来说，证人的作用就是在法庭上的证词，作证成功不成功也都在法庭上了结了。在法庭之外，你再为自己的证词作什么解释，陪审团听不见，对于这个案子等于是没起作用。但是，这番话对于庭外的民众显然是有影响的，对辩方显然不利。辩方律师肯定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招。我觉得这也是华人重个人声誉的心理起作用，他显得最关心的，是自己长期以来建立的良好声誉不要因此受损。李博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陪审团是无法知道的，但是作为世界著名的犯罪学家，他在法庭上作了种种分析之后所作的结论，对陪审团应该有很大的影响。他针对检方所提出的血液证据说，“在这些情况下，我所能得出的唯一看法是，事有蹊跷。”

    而真正戏剧性的情节，是出在拣到血手套的警官佛曼身上。谁也没有想到，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情，这位作为检方关键证人的佛曼，居然在近十年里，断断续续地让一个剧作家录下了他的大量言论。这是因为那名剧作家要收集洛杉矶警察生活的素材，通过朋友介绍，付费让佛曼录的音。你不得不佩服辛普森雇的那些律师，他们怎么就把这些证据搞到了手。这是整个漫长的审判的最后阶段，起了这样一个高潮，一出来就差点把法官给赶出了局。

    因为伊藤法官的妻子是洛杉矶警察局的高阶官员，曾经是佛曼的上司。在佛曼的录音里，不仅有大量攻击黑人的言论，还有许多贬抑西班牙裔，犹太人以及妇女的言论和普遍规律的区别是相对的。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其中包括对这位法官妻子的抨击。于是，检方提出法官本人也被卷入了这个案子，这些录音中涉及他妻子的内容，有可能使法官在判断是否允许这些录音呈堂的时候受情绪影响而作出不公正裁决。因此，要求法官出局。伊藤也在法庭上含泪承认，听到对他妻子的攻击，他也会象常人一样，感到深受伤害。这下真是热闹了。好不容易坚持下来的这场审判，由于历时弥久，已经受到不少非议。陪审员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