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了美国人对于这一类问题的原则，他们一般来说，对刑事案件的审判从来不持有完全“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乐观态度。他们相信会发生一些情况使大家都难以判别，在这种情况下，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原则很简单，就是“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

    因此，在法庭上，检察官最重要的，是要提供“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在辛普森一案中，辛普森对于他和妮可的离异始终没有想开，而且在他们分开之后，曾多次到妮可居住的地方，不仅发生争吵，还情绪失控动手打过妮可，以至于有一次当他愤怒地冲向妮可住所的时候，妮可吓得打报警电话。这一类电话都是有录音的。这一录音在法庭上曾一再播放。同时，妮可还在银行租了一个保险柜，里面有她被辛普森殴打以后脸上带伤的照片，还有一份遗嘱，似乎也在暗示辛普森对她有生命威胁。再者，其他人，包括辩护律师在内，都提不出使人信服的有动机的其他任何嫌疑犯。

    可是，这一切都还不是“超越合理的怀疑”的证据。包括出租车司机所提供的证词等，也还不是“超越合理的怀疑”的证据。在作案现场没有人证的情况下，真正有份量的，应该是那些现场的血液取样DNA检验报告，以及血手套，血袜子等物证，但是提供物证的同时，检察官必须向陪审团证明，取证是科学的，证人是可信的，是“超越合理的怀疑”的。

    同时，辩方律师却根本不必去证明什么，辩方律师所必须作的事情，就是对证据提出怀疑，并且使陪审团对证据的可信度也发生怀疑，那么，就胜利有望了。

    在检方证人非常漫长的作证过程中，辩方律师竭力使人们相信，检方所提供的证据，有可能是警察栽赃的结果。说实话，我一开始是不相信这样一个方向有可能走得通的。要让陪审团相信这样一个看上去很离谱，而且非常异乎寻常的假设，实在是太难了。在我看来，有几个地方辩方律师使人感觉很勉强。比如，他们假设妮可有可能是被哥伦比亚贩毒集团杀死的，因为妮可有吸毒的历史，如果大量购买毒品又不能支付的话，犯毒集团是有谋杀此类客户的情况。但是，这种谋杀一般都十分“专业”，不仅用枪，而且干脆利落，从此案的现场看根本不象。更何况这只是猜测，没有任何依据。另外就是他们对冯警官表现得过分的攻击。他们还曾提出，辛普森在运动生涯中，身体受过伤，这些旧伤导致他根本不可能做到去刀夺两命，可是辛普森在从球场上退役之后，偏偏不甘寂寞，拍摄了大量商业性的健身录像带。检方马上在法庭上放起了这些录像，只见镜头前的辛普森体魄强健，动作自如，还不停地在开着玩笑，看得他自己和辩护律师都哭笑不得。

    但是，有几个地方他们显然是成功的，首先是指出了取证过程的操作不规范，血样保管有漏洞，提出辛普森被警察抽去作化验的血少了一些(暗示有人利用了这份血样去栽赃，给栽赃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还提出辛普森作案时间的疑问。另外，给陪审团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场面，就是让辛普森试戴在现场拣到的那双血手套。尽管检方此后调动了一切手段证明手套的本来的尺码是合适的，只是有些缩水了，但是在法庭上，辛普森吃力地把两只大手硬撑进显然偏小的手套，我相信这样一个景象比任何说明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更为强烈。

    尽管如此，当检方的证人纷纷作证完毕的时候，并没有给人一种形势明朗的感觉，也丝毫看不出辩方有绝对取胜的迹象。在美国，被告被警察掌握了一大堆证据，却反过来指责警察是栽赃，这种情况毕竟还是罕见的。如果被告的律师不拿出点什么绝招来的话，很难取信于陪审团。同时，形势不明朗的状态，对检方也是一个不详之兆，因为这说明检方的证据仍处于被挑战的过程之中。

    在这一段时间里，辛普森本人也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