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去走路从来是风风火火，现在横穿马路就比较会左顾右盼；我经常有神经性头疼，疼起来只有靠止痛片解决问题。但一怀孕，什么药也不敢吃，每次头疼起来，就硬熬过去，有时疼得掉下眼泪，但我心里却感到很骄傲、很轻松——我乐意为我的孩子这么做。

    一旦做了母亲，再胆小的女人也会变得有勇气。这幼小的孩子完全仰仗母亲的保护。如果母亲在困难和危险面前不知所措，那孩子该怎么办呢？

    也是在六月份，我去采访在纽约曼那斯音乐学院学习的上海钢琴神童孙梅庭。他和他的父亲住在曼哈顿西区一幢老式楼房里。楼里的电梯很小，而且陈旧。当时电梯里面已经有了两位女士。我们摄制组共有六个人，又扛着录像设备，本打算乘下一部电梯。但梅庭的父亲招呼说：“这电梯没问题，都上来吧。”于是，一米多见方的小电梯里就这样挤进了八个人。谁也没有注意电梯门边标明限重一千磅。电梯上升到二三楼之间，突然卡住了。正当大家你言我语时，一股橡皮烧焦的味道冲了上来，这意味着很有可能发生了电缆短路，电梯会因此失控。不久，电梯里的空气明显减少。我们试图推开天窗，但是这种老式电梯天窗是焊死的。大家都明白情况不妙。纽约每年都有几十人死于电梯事故，我们莫不是撞上了坏运气？这时电梯里的一位美国女人哭了起来并大呼救命，连说：”完了，完了，今天没命了。”我们劝她保持镇静，她竟神经质地嚷嚷起来：“都怪你们这些人，害得我们大家都要死了。”这时，靠近门口的吴征和滕俊杰导演，顶开了电梯门，用力撞打着紧闭的楼道门，终于引起了楼上一位住户的注意。过了十多分钟，楼道管理员赶到，启用了手动开关。不料方向弄反了，电梯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径直升到五六层之间，又卡住了。这回情况更危险，橡胶的糊味儿也越来越浓。美国女人又哭喊起来。大家一边劝她，一边扯着嗓子和管理员联系，一时间好不热闹。最终，我们平安回到了底层。门口已有手持利斧的警察等着，他们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劈开楼道门，救我们出去。这场小小的历险，前后二十多分钟。这段时间内，吴征和滕导他们急的首先是如何把我救出去，而我却很镇静，还不断提醒他们注意脚下，不要跌出门。如果在过去，遇到这样紧急的情况，又有那个美国女人在一边“营造”恐怖气氛，我也许会惊慌。但当时我用手护住腹部，心中只想：“不能慌，不然空气更不够用。不能吓着孩子。”从电梯里脱险后，灯光师老朱拍拍吴征的肩膀，说：“杨澜真沉得住气，你这位太太娶得好。”

    你看，孩子，我不是应该感谢你吗？是你给了我勇气。不过，以后上任何电梯，我都会首先注意限重标牌了，这样的“考验”能免还是免了吧。

    有儿方知父母恩。怀孕以来，我与两位母亲的关系更为亲密了。一位是我自己的妈妈，一位是我的婆婆。

    我今年二十八岁，而我的妈妈正是在二十八岁这个年龄生了我。这纯属巧合，我却认为是个吉兆，因为她的确是位好妈妈，而我呢，也勉强算得上好女儿。妈妈生我时，爸爸公派出国工作。外婆千里迢迢从上海赶到北京照顾妈妈，但很快就因成分不好被红卫兵勒令回沪。妈妈独自一个人带我，可真不容易。每天早晨，她要把我喂饱，送到一位邻居大娘家，然后去上班，中午又赶回来..而我却不配合，常常是在早晨妈妈抱我出门的那一刻尿湿了襁褓，害得她手忙脚乱，狼狈不堪，想起来真不好意思。妈妈看上去是位很文弱的女人，但那段独自带我的时间却特别坚强。有一次家里煤炉漏煤气，她在失去知觉前的一刻，奋力抱起我，冲出门外。我出生时只有五斤半，不到三个月就被妈妈喂成了个小弥勒。满百天的时候，妈妈抱我去了照相馆，照了我生平第一张标准像。那时照相馆在每张照片上都要印上一句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