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观众听一遍就过去了，似乎也不必那么认真。但我心里知道他是对的，而且有这样一丝不苟的导演把关，自己也更有信心了。遇到光线不理想，或背景不够有特点，或构图不美，他都会要求重拍。当观众对《杨澜视线》第二阶段的拍摄质量表示赞赏时，我认为头一份功劳应该归滕导。

    从五月底到六月底的二十五天中，我们拍摄了二十集节目的内容。摄制组的未文琪，薄古，吴彬都在时差还没有倒过来的情况下，就开始了无休止的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白天扛着器材抢时间，晚上还要把当天几个小时的素材带检查一遍，并做场记。在这近一个月的拍摄中，没出过任何技术上的差错。拍摄的顺利进行也离不开前期周密的联系工作，我的先生吴征承担了这份复杂而细致的工作。特别是这次我们采访的基辛格博士，美国电视主持人的元老级人物沃尔特·克朗凯特，现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席主持人丹·拉瑟，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前局长等人都是不轻易接受采访的，与他们打交道需要周到的文字材料和出色的社交能力。再比如我们采访了美国最大的戒毒所之一——凤凰屋戒毒所，那里有规定，每个被摄入镜头的戒毒者都需要在事先签署一份同意上电视的声明，一个戒毒所几百号人，每人签一张，的确也够管理人员麻烦的，所以他们迟迟没有确定采访日期，而吴征就有本事不厌其烦地打电话，发传真去联系，终于使这次采访获得成功。

    没有全组人员的齐心协力，光凭我一个人，什么也做不成。这不是什么表面上的谦虚话，而是我内心真实的感受。

    写了这么多，似乎该收笔了，但我的确还有不少感受无法一一铺在纸上。《杨澜视线》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转型的第一步，也是我在策划和制作上的完整介入节目的开始。观众有褒有贬，我自己有得有失，这一切在这个过渡时期出现是完全正常的。人们还在评论是因为他们还在关心，搞电视的人最大悲哀恐怕就是没人评论，没人关心。为此，我感谢观众。

    但是，当有些朋友还把评论停留在“杨澜的发式如何如何”或“杨澜是否比以前漂亮”之类的话题上，我想对他们说：“这些其实已不再那么重要了，我的视线早已超越这些外在的形象，而投向节目本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