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一大乐趣，是晚间将耳朵贴在睡房墙上水泥剥落后露出的小洞上，听着风声穿越墙上缝隙时形成的声响，犹如聆听器乐奏出的奇妙乐曲。风力大一点时，音乐便亢奋一些；无风的时候，空气静静地流过，竟也是低沉的男音，还带着回响。我常常想，洞里的黑暗中有什么呢？

    据说，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是源于他儿时的一个经验：在一仲夏夜，小路德维希冲出家门，狂奔进旷野，在气喘吁吁时跳进了一潭池水，仰卧着，望着宁静的星空、月光，心中体验到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后来，他长大了，儿时的这一感觉却忘不了。终于，贝多芬将这一冲动翻新，又融进了成熟后的一些思想。这样便诞生了一首绝世之作。

    我生长在上海长宁区一栋年久失修的旧洋房里，自然没有原野可以驰骋，甚至星空多半也不大清晰，但一颗早熟的童心萌芽后，竟真的将我推出了“穴地”，一个十八九岁的灵魂，开始了世界的飘荡，诚惶诚恐地走进了中国国界外的世界，在“黑洞”中找寻起人生。

    刚到法国时，身无分文。越南老板的喝斥，生活之窘迫从阿拉伯房客的戏弄使我相信：人生囊中空空足万万不能够的。我于是死命地干，每天晚上满足于数钱的喜悦。储蓄逐步上升，居然有一个周末可以“奢侈”一下，不打工，与几个同学滑着雪，上到了阿尔卑斯山的一座顶峰上，我惊住了：望着蓝得不能再蓝的天，白得不能再白的连绵的雪峰，及山下那一汪碧绿色的水—法国的第一大湖：普吉湖（Lac du Bourget）。我张开整个身心，让凉飕飕但又无比甜美的空气充满肺腑，顿时明白了“井中之蛙”的含义。我当时认为我在这一刻前的人生仅等同于一只蛙的经验而已。我从此想做一个游侠，去找寻世界上其他这样美的地方。

    后来，我从欧洲到亚洲，又从亚洲到美洲。

    后来，我从学士到硕士，从硕士到博士。

    后来，我从替人打工，到替自已打工，到置身曼哈顿中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总还是在游荡：一共走过了二十多个国家，数不清的城市，数百万公里的旅程。人生是什么？世界是什么？好几次以为找到了答案，却又像肥皂泡一样，一闪光后就消失了。我还在游荡，但我已经很累了。我常常读马克·吐温的一首诗来自慰：海员回家，好似回到笼中（For a sailor，home again，prison again）。我想：到底是海员为航行而回家，还是为了回家而航行？总之，我这艘船一定是需要一个港湾了。

    我的船终于到了港湾—我遇到了杨澜。

    杨澜是一个很随和合群的人。我第一次见到她，只觉得她就像一个普通的学生，很一般。后来发现，她有的时候可以“光芒四射”一番。不仅在荧屏上挥洒自如，而且在与基辛格、克朗凯特这些“大人物”交往时，也落落大方，谈笑风生。而有时候，她却可以与中央公园中一个穷途潦倒的流浪汉聊上半天。完全摸清流浪汉每天究竟是从哪里弄来面包，来喂中央公园的鸽子，一九九六年三月间，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知道了杨澜过去电视生涯的情况，于是要求与她吃顿饭。想不到就此，他竟写了一篇篇幅极长的文章，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之后一个月内，竟有五十多个媒体单位要求采访杨澜，除了《新闻周刊》外，她一概谢绝。杨澜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着实吃了一惊，因为几乎无人真正知道她的过去。系主任约翰逊教授在被《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杨澜总是穿着普通地来上学，与师生相处都很好，她毫不起眼，以至于系里的很多工作人员都不认识她。”而就在约翰逊教授作此评论的下几周内，美国第一新闻主持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瑟却这样评论杨澜“光彩照人，令人难以忘怀”。一九九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