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民族以一种振兴的机会。

    因为这件事粗看起来，好像是大祸临头了，但是仔细观察反而有使德国脱离苦海的可能。

    当是法国确是第一次和英国疏远，就是审慎的想维持这英法联盟的英国的外交家，以及大部分的英国人，大家都认为英法间的关系是已经结束了。

    英国商业的团体，对于法国在大陆上势力的一天一天增加，自然地十分愤慨的。

    法国占领了鲁尔煤区，实在使英国丧失了他在大战中所的一切的成功，现在的胜利者，已经不是英国灵敏而劳苦的外交家，而为福熙（General Foch）元帅和他所代表的法国。

    意大利也对法国有着恶感。

    其实，战争在刚结束的时候意法两国的友谊，已经就不大好，现在是竟一变而为仇恨了。

    将来终有一天会使昨天的友邦变为明天的仇敌的。

    但是这事件终于未生的缘故，就是因为德国的总长，没有恩韦元帅（Enver Pasha）的才能，则只是一个库诺（Cuno）而已。

    当一九二三年的春季，我们还不能因法国占领鲁尔藉口重振军备，我们必须先在德国的民族中灌输一种新的精神，使我民族的意志益趋坚强，而且须将国内最大的恶势力完全除净尽。

    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不知道扑灭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便是——九一八年的大流血所以一九二三年春季的可怖惩罚，便是我们坐失良机，不会彻底消灭马克思主义的叛党和暴徒的工作的结果。

    那些小资产阶级，他们以为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比从前，且以为主持一九一八年事件之“败类”，曾经牺牲了二百万生命作为夺取的工具而不悔的。到一九二三年便可为民族的正义观念而服务，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奇想！瞎希望这班叛徒来做解放德国的战士，那真是愚不可及的傻子了。

    这班瓣叛徒也决没有这种想法。

    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不能不为叛逆，这等于野狗不能弃死尸而不食是一样的。

    一九二三年之情况和一九一八年的情况很是相像，不论我们来决定那一种的抵抗政策，他的要点，都在使我民族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毒气。

    我十分的相信，凡是真正的国家主义的国民政府，他的急务就在获得以去灭扑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而且给这种力量以自由处置的权力。

    当国外的敌人，对我国施以一种致命的打击的时候，而国内的叛逆，又潜伏在街头巷尾，这时的政府千万不在留变于“安宁秩序”的笨策。

    要是最后解决我民族敌人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方法而不能免于混乱，那么，真正的国民政府，应欢迎邀纷扰不安的时局。

    我常常恳求民族主义的各党，应该在应使命运的支配，使我党施行对付马克思主义和明确，然而，他们对我的劝告，总是置之不理。

    他们（包括了国防军的首领）大家自耍聪明，终于忍受了那最可耻的屈服。

    当时，我很感觉到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的使命已经完毕，不能使他们再负其他的什么责任了。

    在这时候，我坦白的承认，我对于阿尔卑斯山以南（SoutheAlps）的伟人，发生了热烈的钦慕。

    他为了酷爱他的民族。因此不和意大利国内的敌人妥协，而且竭力用各种可能的和段和方法来扑灭敌人。

    莫索里尼所以能够列于世界伟人的缘故，就是他决心不和马克思主义平分意大利，而且扑灭国际主义，来拯救他的祖国的缘故。

    德国虚伪的政治家得莫索里尼相形下，真是小得很。

    我国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和那宽恕马克思主义的办法，一开始就使我们在鲁尔不能采取丁怎样有力的抵抗。

    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