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德国国力所维持的柱石有三：就是君主行政机关和军队。

    一九一八年的革命，把君主政体打倒了，把军队解散了，把政权委托给腐败的政党了。

    国家的权威，因此就失掉了它的凭依。

    然而这三颗柱石，常常是国家的权威所维持者的，也就是一切的权威的基础。

    权威的第一要素固然是群众的一致拥护，可是，单单靠了群众张做基础，那权威仍旧是十分脆弱而不稳固的。

    所以权威所必具的第二要素显然是武力了。

    如果群众的一致拥护和武力两者相辅而行，那么，到了相当时候，基础便会致稳固，而成为伎的权威了。

    如果群众不一致拥护、武力、以及传统的权威，三者合而为一，那这权威可以说永不会发生动摇了。

    革命兴了起来，这种希望，便就成为绝望。

    传统的权威已经消失。

    旧帝国的崩溃，和旧帝国过去的光荣徵象的破毁，已经把传统的精神悍然打破，结果，是国家的权威，受到了一个极重大的打击。

    就是支持国家权威的第二柱石一武力一也不再存在为了要希望完成革命，各领袖大都不惜把旧帝国中有组织的军队，来加以摧毁，把这残余的军队从事于革命的斗争。

    这种动不动就要改变的乌合的军队，他们把军役看作寻常的的八小时工作一样。

    我们实在并不能希望他们来有助于国家的权威。

    所以第二种保障权威的要素也就消灭了。

    而实际上革命所赖以建立权威的，只是群众的一致拥护的第一种要素而已。

    不论那一种民族，都可以分为三等；最上等的是具有各种的美德，并且有牺牲的勇气和决心的。最下等的是人类的败类，他们只知道自私纵欲自利，放佚淫侈。

    在这两者中的是第三阶级，为数最多，他们既没有英勇的决心的牺牲精神，但也没有卑鄙的枉法的自私行为。

    我们可以加以注意，就是这班群众——我一向称他们叫做中间阶级一从来不会变成重要，只有当最上等的和最下等的两者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始能显示出他们的重要来。

    比方他们不管那一方面获得胜利，他们都望风而靡的去归附胜利的一方面。

    如果有贤者来握权，他们固然安心相从；可是被小人专政，他们也绝不会反抗的；因为中间阶级，他们是绝不愿有斗争的。

    在欧战告终时的情形大略是这样：国内多数的级人民，因为迫于义务，已经有了相当数目的为国捐驱；一部份最优秀的国民，差不多全数牺牲了，只有那些卑鄙的下级国民，靠了荒谬的法律的保护，同时，他们又不遵从治军条例，所以反得得偷生苟安。

    我们的民族中安安稳稳留下来的败类于是起来革命了；因为一些优秀的国民，大半已经战死沙场，没有人再来对他们反抗了。

    这班马克思主义的乱党，他们不能专门靠着群众的一致拥护来维持他们的权威。

    然而，这一致拥护的权威是新共和国所急需的；因为他们不愿在短期的混乱之后就被我国硕果公存的优秀分子所组织成的讨伐军来扑灭。

    具有革命思想和从事于革命的人，他们自然不能而且也不愿受军队的保护。

    因为他们所愿望的并不在组织一个国家，而是在破坏现存的国家；他们这种思想正好乱成性的军队相吻合的。

    他们的口号并不是德意志共和车间的“秩序”和建设，而是国家的“掠夺。”

    在这时候，有大批的德国青年，他们出来说愿为“和平的秩序”效力，他们大家身上穿了军装，背了枪械戴了钢盔实行来抵抗蹂躏他们祖国的人。

    他们在做义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