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末，我加归慕尼黑从亲自再进我那一团的后备队。

    但是，该队被“军人会议”（Soldiers Councral）所把持着。

    我对这一点深为不满，所以决意立刻脱离。我和战争时的一位忠实同志史密特。

    爱仑斯特（Sc Ernst）同赴特老恩斯坦因（traustin）去居住，在那里一直至军队解散。

    一九一九年三月，我们再回慕尼黑。

    在当时的情况，实在不大好，革命扩大而已有不可遏止的情势。

    爱士诺（Eisner）的死，恰好是加快了这一个情势的进展。最后竟造成了由会议操纵的形势，这或者可称之为犹太人过渡期间的统治更为洽当些，这便是首倡革命者的最初目的，在这期间，我的脑海中的计划有了不少。

    当新革命在进行的时候，我最初的行动引起了中央会议（Central Council）对我发生恶感，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清晨。我差一点儿就遭被捕，那三位逮捕我的青年，当我举枪相向的时候。他们的勇气顿失，惊惶一循着旧路而走了。

    在慕尼黑解严以后和天，我便奉命出于委员会，调查第二步团革命事主的经过，这是我参加近乎纯粹政治的第一次。

    过了几星期之后，我又奉命出席为国防边军官佐而设的特别班。

    该班的根本目的，就是在授军人以一定的主义，使他们去指导一国国民的思想，这特别班对于我个人的价值，便是使我因此认识和我思想相同的一部分同志，我们可互相畅论当时的局势。

    我们都确信德国的崩溃，已经迫在眉睫，他们十一月的罪犯，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实在不能救了德国的危亡。

    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国民党”，虽然他们的用意很好，但也补救了既成的创伤。

    我们中有少数的人便就讨论新党的组织了，我们所持的根本原则，和后来所实现的德国工人党（German orkers Party）的原则相同。

    这一个新运动的名称。一开始便就表示了深入民间的可能性；因为如果缺乏了这个特质，那全部的工作，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徒然多了一举了。

    因此，我们便决计定名为“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y）因为这颗新建设的社会观念，实在是含有革命意义的缘故。

    再者，尚有着一层场更深的理由。我在早年，便致力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使对于社会问题发生的思想多所限制。

    这研究的范围，等到后来我研究了德国的联盟政策始行扩大，德国所以采取这种联盟政策的缘故，大半由于把国内的经济估计错误，以及对于将来德国食物供给基本原则不明白所致的。

    这种理想，是根据了一种假定，就是把资本纯粹作为劳动的产物，而且和劳动同改正为一切足以促进或限制人的活动的因素的基础。。这就是资本对于民族的意义，因为资本的自身，完全依赖于国家（state）——就是民族（nation）——的伟大，自由和势力，所以两者的联合，必定要使国家和民族因了资本的维持和增加面向前发展。

    资本和自由独立的国家，有着十分深切的相互关系。

    所以资本势必把民族的自由和强大做目的。

    因此，国家对于资本的责任是十分简单面明了的。国家只要注意资本供国家使用，而不使一操纵着民族那就好了。

    国家既坚持着这种态度，那么，便就可以定下了两个目的来：一方面维持着有效率的国民的独立经济，另一方面是再维持工人的社会权利。

    我对于资本纯由劳动所产生的，和纯由投机而获得的，以前是未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