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不是犹太民族的国家，然而，到了一九一四年七月，马克思主义多方面诱惑的德国劳动阶级，居然觉悟了，他们效劳于祖国的风起云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痛心疾首的时候。

    在几天之人，卑劣的国家的叛徒，他们欺骗民族的烟幕都已云消雾散，而那些犹太领袖，立刻感觉到孤立无援，六十年来流毒人群的愚妄的痕迹，完全化为乌有了。

    这实在是欺诈德国劳工者的最不利的时候。

    这些叛徒的领袖，一旦察觉到他们处境的危险，他们也立刻遮掩了他们虚伪的丑形，居然老着面皮，一同主喊民族抵抗的口号了。

    这正是对于毒害我国民族的整个的犹太团体大加攻击的时候了，德国的工人既重新发现了复兴民主族的路，政府应该就在这时候毫不加以宽假，急急地想法剂除了这反民族主义的鼓吹者。

    优秀分子既已到前线捐躯去了。国人也应该在后方把予贼肃清才对。

    可是德皇并不出此，反而新给那些叛徒以援手，并且给他们以保护。使他们得维持着他们的组织。

    每一种世界观（ctsndchauunsgi），不论其性持是政治的，或是宗教的，（两者的界限极不容易说的。）都在其本知理论的积极建立，而不在对方理论的消极摧毁。

    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世界观的斗争，在进攻而不在退守。

    所以目的确定，便是有利于理论的本身‘，因这种目的，便是思想胜利，而攻破对方理论的消极目的，什么时候可以达到，那就不易说了。

    所以，凡是一种世界观，其计划愈是明白确定，那么在进攻之中也必有强而有力；因为最后的胜利，是在进攻而不在退守。

    用武力来抵制的世界观，如果不采取攻势以拥护一种新理论，结果是必定遭受失败的。

    只有两种世界观在同一条件下斗争的时候，始能用坚决的严酷的武力来决定胜负，而使胜利属于武力所拥护的一方面。

    过去，反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失败，完是由于这一个缘故。

    毕士麦关于社会主义的立法的失入，也就是由于这一个缘故。

    因为这种措施，实在缺乏一种新世界观的基础，所以无法树立起斗争的目的来，只有那些素称为高明的达官要人，他们才会幻想着用“国家权威”或“秩序和安宁”

    ，就足以激励人们甘心去为斗争而牺牲。

    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反社会民主政治的斗争已是十分明显；但是，这种斗争，因为缺乏实际的代替物，所以究竟能够支持到什么时候，殊难预定。

    因为这事实在是有一严重的缺点在。

    在大战之前，我就有这种意思，所以当时不能决定去参加任何的党派。

    后来，战事延续，我的信念也就愈坚，因为当时不以议会政党为限的运动还没有，所以要想从事反社会民主党的彻底斗争，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常把这种意见，向知己的朋友谈及。

    我在将来要做一个活动政治家的意念，也是在这时候发生的。

    我所以屡和少数的知己朋友说及，就是因战后我除了固有的专业之外，再愿意作一个演说家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