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中国，由于我们中国人有好公民的宗教，所以一个人不会觉得需要用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他甚至很少需要召来和运用国家警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在中国，一个人通过他的邻居的正义感而得到保护；他通过他的同类时刻服从道德义务感而得到保护。确实，在中国，一个人不觉得需要用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因为他确信每个人都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比自然力量更高的力量，因此每个人都认为道德义务是必需得到服从的东西。现在，如果能够使得所有的人一致地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比自然力量更高的一种力量，道德义务是某种必需服从的东西，那么自然力量的运用就没有必要了，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再会有什么军国主义了。当然，在每一个国家还是有一些人，犯罪分子，在这个世界有一些残暴之徒，他们不会或者无法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高于自然力量的一种力量，他们因此也不会或无法认识到道德义务是某种必需服从的东西。因此，为了防备犯罪分子和残暴之徒，在每个国家和这个世界一直还是需要一定数量的自然的或警察力量和军国主义。(z-74)

    但人们会对我说，你如何使得人类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一种比自然力量更高的力量呢。我觉得，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使得人类相信公正和正义的有效性，使得他们相信公正和正义是一种力量，实际上就是使他们相信善的力量。但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好，为了做到这一点，在中国，好公民的宗教在每一个孩子一旦能够理解言词的意义的时候就教导他们，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14)

    今天欧洲文明在本质上的不安全性，在我看来，在于它错误的人性观念；它是人性恶的观念，由于这一错误的观念，欧洲的整个社会结构就一直建立在强力之上。欧洲人用来维持文明秩序的两个东西，分别是宗教和法律。换句话说，欧洲人是由于害怕上帝和恐惧法律而保持着秩序的。恐惧意味着强力的使用。因此，为了保持对上帝的恐惧，欧洲人首先就得养一大批花费昂贵的闲人，也就是所谓的牧师。不说别的，单就如此高的花费而言，最终都成了人民一项不可承受的负担。实际上，在宗教改革的三十年战争中，欧洲人试图取消牧师。在取消牧师之后，谁来保证人民恐惧上帝以保持秩序呢，欧洲人试图通过对法律的恐惧来做到这一点。但是要保持对法律的恐惧，欧洲人需要养另一个花费更为昂贵的闲人阶层，那就是警察和军队。如今，欧洲人开始发现通过养护警察和军队来维持秩序，甚至比养护牧师更需要灾难性的开支。确实，就像在宗教改革的三十年中欧洲人想要取消牧师一样，如今在当前的战争中，欧洲人真正希望的是，取消军队。但是，如果欧洲人想要取消军队的话，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要么是召回牧师以保持对上帝的恐惧，要么就是去找到另一种别的东西，它能够像畏惧上帝和恐惧法律一样，帮助他们维持文明秩序。把这个问题说得明白些，我认为，每个人都会承认，这是摆在战后欧洲人面前文明的最大问题。

    如今，他们在有了牧师的经历之后，我不认为欧洲人还会想要召回牧师。俾斯麦（Bismarck）曾说：quot;我们永远不会回到卡诺萨（Canossa）(15)quot;此外，即使现在召回牧师也无益，因为欧洲人现在不再畏惧上帝。因此，如果欧洲人想要消除警察和军队的话，摆在他们面前的唯一的另一个选择方案，就是寻找某个别的东西，它能够像畏惧上帝和恐惧法律一样，能够有助于他们维持文明秩序。我相信，如我已经说过的恶那样，如今这个东西欧洲人会在中国文明那里找到。这个就是我说的好公民的宗教。中国的这种好公民的宗教，无需牧师和警察或军队就能够使人们维持一个国家的秩序。确实，有了这一好公民的宗教，人口众多的中国人（人口即使不比整个欧洲大陆多）在没有牧师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