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儿、脚臭味儿，夹杂着动听的讨价还价的粤语扑鼻而来，我就再也忍不住了，像昆汀·塔伦蒂诺见到吴宇森（9）一样加快脚步，衔枚疾走。

    那兄弟走得也不慢，还边走边对我说：“六哥，你知道吗？我一进这地方，一闻到这股味儿，就有一种陶醉的感觉。”

    我此时已被熏晕，不及多说，只是动情地抱了抱他的肩头。

    购得、《赌神》等一堆好碟后，我心满意足地与那兄弟寒暄，才知道他叫吴强。

    一年后，他被体坛大鳄瞿优远（10）招至麾下，来京主编《足球周刊》。某日下午相约三里屯某酒吧见面，我到了地方，愣没找到他。原来当年半日相伴，我的眼中只有碟片闪烁，根本来不及分心看一眼他的模样。

    碰头后我最关心的当然就是：“你的那些碟带来了吗？”

    后来吴强又随李承鹏入川操练《二十一世纪体育报》，那张报纸很快便无疾而终，不知道他又流落到何处。

    江湖多险恶，人生几飘零，与我们忠贞相伴的，只有那些闪亮的小碟碟。

    碟市

    前两年我出差较多，每到一个地方，公家的事儿可以将就拖拉，名胜古迹可以拿文字介绍来想象一下，但当地的影碟市场是一定要去考察一番的。久而久之，弥漫在各地的朋友都知道了我的“三陪”标准——陪喝酒、陪打麻将、陪买盗版影碟。他们的三陪质量也决定了我好友簿上的排名顺序，其中对影碟市场的熟谙程度是最重要的一项指标。

    没办法，我就是这么务实又势利。

    并且我还有一个本事：能够跟当地的盗版贩子在尽快短的时间里打得火热。某年，我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石家庄，老友带我来到华北地区的光盘集散地太和电子城，把我搁到一个盗版贩子那里，我与之暗通款曲。等下次再去，那厮已经琵琶另抱，见我们走来，先冲我打招呼，先递给我烟抽，惟一的一个小马扎也让给我坐，还“哥”啊“哥”的叫着，气得老友直骂婊子无情贩子无义。

    可是我喜欢这种横爱夺刀的把戏。

    出差到某地，没有不熟识的人是不可能的，但指望到处都有与你志同道合爱碟的人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经常是孤独的，或被二杆子选手乱指一顿进行无效奔波。长此以往，我也训练出了比猎犬还敏锐的嗅觉，到任何一个地方，那怕两眼一抹黑，也能找到锦衣夜行的DVD，无往而不利。

    惟一的例外发生在常州，新千年的第三天我在那里逡巡，城市并不大，但我愣是没找到一家过得去的碟店，卖LD版的泳装卡拉OK倒是不少。

    后来我见到了几个来自常州的美女作家，觉得她们在那片土地上是很容易成才的：没有视听产品的干扰可以让她们安心码字儿，泳装卡拉OK看多了自然身材魔鬼。

    伍思凯曾经唱：“纽约达拉斯洛杉矶，寂寞公路每站都下雪”（11），而对于我来说，上海厦门和长沙，祖国无处不飞花。当然是影碟之花。

    前两年各地的碟市发展很不平衡，也可以说是各有特色，经常能在此处买到在其他处买不到的好东西，所以必须要坚持贼不走空以及不怕贼偷也怕贼惦记的原则。上海的慈溪路、成都的电脑城、杭州的西湖酒吧区、长沙的凤凰台、无锡的劝业场、青岛的胶州路，到处都有我流连忘返的身影。

    如今不行了，影碟市场全线飘红，全国一盘棋，各地的碟市也日趋大同，变得毫无个性。

    抚摩着一些老碟，我都能回忆起采购它的那条街的迷人风景、与周围人肉体的亲密摩擦、老板谨慎而得意的笑，以及恨不得捶自己一顿的兴奋劲儿。这种幸福的感觉越来越少了。罗素说：“参差多态是世界之福。”如今全球首脑峰会正在南非搞来搞去，据说有许多人在会场外抗议全球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