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易于治好仇恨的恶习。

    从一种伟大的建设性事业的成功中获得的满足，是生活能够提供的最大快乐，虽然不幸的是，在它的最高的形式上，它只为那些才华超群的人所独有。在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中，一个人所获得的成就感是谁也剥夺不了的幸福，除非这项工作最终被证明是低劣的。这类幸福具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一个人依靠灌溉规划而使荒地长出绿草，他这时获得的快乐便是最明确的一种。创建一个组织也许是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在混乱中确立起秩序的工作的也不例外。少数政治家就为此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在当代，列宁便是一个典型的榜样。常见的例子是科学家和艺术家。莎士比亚对自己的诗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只要人们还活着，眼睛还能看，这诗便不会死去。”这种想法当然会使他在不幸中感到宽慰和满足。在他的十四行诗里，莎士比亚强调说，对朋友的思念使他和生活重归于好；但我不得不怀疑，比起那位朋友本身来，这些写给朋友的十四行诗，在促成他与生活和好这一点上，可能更为重要。大艺术家和大科学家做的工作本身就使人愉快，因而当他们进行这种劳动时，他们便能获得可敬者的敬重，它给予他们最基本的权力。他们是有充分的根据标榜自己的出类拔草的。人们会以为，这种种因素结合起来一定足以使任何人都幸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例如，米开朗基罗在内心里并不是一个幸福的人，他声称（我敢肯定这不是真诚的）如果不是非得还清那些穷亲戚们的债不可，他绝不会费什么心思去创作艺术品的。创作伟大艺术作品的力量往往——虽然并不总是——与气质上的抑郁联系在一起，这种抑郁是如此之强烈，要是艺术家不能从其工作中获得快乐的话，他一定会被逼上自杀的道路。因而我们不能说，最伟大的作品能使人幸福；我们只能说，它能减轻人的不幸。然而，科学家比艺术家气质上的抑郁要少得多，而且大体上说，那些在科学上作出重大发现的人往往是幸福的，他们的幸福的最初本原就是工作。

    在今日的知识界中，不幸的原因之一是，许多人，特别是那些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找不到独立运用自己的才能的机会，而只得受雇于由庸人、外行把持的富有公司，被迫制作那些荒诞无聊的东西。如果你去问英国或美国的记者，他们是否相信他们为之奔走的报纸政策，我相信，你会发现只有少数人会相信，其余的人都是为生计所迫，才将自己的技能出卖给自己认为有害无益的事业的。这样的工作不能给人带来任何的满足，并且当它勉为其难地从事这种工作时，他会使自己变得如此玩世不恭，以至于他从任何事物中都不再能够获得完全的满足，我不能指责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因为舍此他们便会挨饿，而挨饿是不好受的。不过我还是认为，只要有可能从事一项能满足一个人的建设性本能冲动的工作而无冻馁之虞，那么他最好还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去做这种劳动。没有了自尊，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而对自己的工作引以为耻的人是没有自尊可言的。

    在现实生活中，建设性劳动的快乐是少数人所特有的享受，然而这少数人数并不少。任何人，只要他是自己工作的主人，他便能感到这一点，其他所有的认为自己工作有益且需要相当技巧的人均有同感。培养令人满意的孩子是一件能给人以极大快乐的。但又是艰难的、富于建设性的劳动。凡是取得这方面成就的女性都觉得，由于她辛勤操持的结果．世界才包含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要不是她的劳作，世界就不会有那些东西。

    在如何从总体上看待自己的生活这一问题上，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对于一些人来说，把生活看作一个整体是很自然的做法，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幸福的关键。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生活是一连串并不相关的事件，其间缺乏统一性，其运动也没有方向。我认为前者比后者更易获得幸福，因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