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会瞧不起他，而老师则告诉他这些书籍是乱人心神的。如果他对艺术感兴趣，他的同伴们会认为他没有男人气概，而长辈们则认为他品行不佳。不管他向往的职业如何受人尊敬，只要在他生活的圈子里是很少见的，别人就会说他想出人头地，甚至会说，他父亲的老行当才真正适合他。要是他稍微流露出一点苗头，企图批评父母的宗教信仰或政治倾向，他很可能会遇L大麻烦。由于这种种原因，青春期，对于那些具有独特才华的大多数青年男女来说，都是一个不幸的时期。对那些显得更为普通的伙伴来说，这一时期却是一个高兴快乐的时期，但是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则希望学到一些正经严肃的东西，然而，在他们偶然地出生的特定社会阶层中，不管在长辈那儿，还是在同辈人那儿，这种东西都是遍寻不着的。

    当这些年轻人上了大学，他们可能会找到志趣相投者，并一起度过几年幸福时光。大学毕业后，如果他们非常幸运，就可能会找到一份在其中能寻到志趣相投的朋友、伴侣的工作。一个有才华的人，在伦敦、纽约一类的大城市中，一般都能找到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在那里他不必故作虚伪约束自己。不过如果他的工诈迫使他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尤其是这种工作要求他对普通的人表示出尊敬恭顺，比方说，一位医生或律师，他或许就会发现自己整整一生，都不得不在自己天天见面的人跟前隐瞒自己的真正兴趣和信念。在美国，由于土地辽阔，这种情况尤为普遍。在那些极为偏僻的地方，不管东南西北，都有那么一些孤独的人，他们从书本上得知，在别的地方他们不再会感到孤寂，可是他们没有机会去那儿生活，结果只是希望能有机会同人作一次志趣相投的交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比布莱克和艾米莉·勃朗特的气质稍显脆弱的人来说，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如果要使幸福成为可能，就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使舆论的独断专横得以减轻，或得以消除，只有这样，那些有才华的少数人才能相互了解，并从各自的社会交往活动中找到乐趣。

    在很多情况下，不必要的怯弱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有的人对舆论不置一顾；有的人则对之恐惧万分，因为对他们来说，舆论总是一种独断专横的东西。狗在人害怕时而不是对它表示蔑视时，叫得更凶，也更会咬人，人类社会也同样有这种特点。要是你害怕这个社会，你等于给了别人捕获你的机会，而要是你对它不屑一顾，它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的力量，因而倾向于对你放之任之。当然，我并无意提倡极端的蔑视挑衅的态度。如果你在肯辛顿①持有在俄罗斯很流行的观点，或是相反，你就必须为这一后果负责。我想说的，不是这些极端的形式，而是那些相对温和的有饽于传统习俗的过失行为，如穿着不合潮流，不加入某一教派组织，不读某些智慧之书等。这类过失，如果不是意带挑衅，而是轻松随便、漫不经心地自发做出的行为结果，即使在最为保守的社会中也是会得到容忍的。这些行为也许会变成与精神狂乱症类似的行为，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不可原谅的行为，对他来说就是可接受的。这主要是一种善意与友好态度的问题。保守着对人们与传统决裂感到愤怒，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决裂是对他们自己的批评。如果一个不保守传统的人能够以友好的态度向他们，甚至向最愚蠢的人说清楚，他并不打算去批评他们，那么他们是会宽恕他的。

    但是，对于那些兴趣观点完全不可能得到大众同情的人来说，这种躲避非难指责的办法是毫无用处的。这种缺乏同情的状况使得他们内心不快，并采取一种挑衅的态度，即使表面上他们恭顺服从或尽力避免任何尖锐的冲突。因此，那些和自己的阶层群体的传统习惯不谐调不一致的人，往往显得很刺人，不安宁，缺乏广泛的幽默感。同样这些人，如果让他们处于另一个别人不因其观点不同而责怪他们的群体中，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