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很對胃口。他熱愛祖國的土地和人民，但新的社會新的觀念對于他這個人能有多少了解？

    這需要多么細致的分析研究，而誰又能把精力花在這么微小的個人哀樂上呢？在這個大時代里多少重要的工作正等著人做的時候……

    那一段日子里，從文表叔和嬸嬸一點也沒有讓我看出在生活中所發生的重大的變化。

    他們親切地為我介紹當時還健在寫過《玉君》的楊振聲先生，寫過《莫須有先生坐飛机以后》的廢名先生，

    至今生气勃勃、老當益壯的朱光潛先生、馮至先生。記得這些先生當時都住在一個大院子里。

    兩個表弟那時候還戴著紅領巾，我們四人經過賣冰棍攤子時，他們還客气地做出少先隊員從來不嗜好冰棍的樣子，

    使我至今記憶猶新。現在他們的孩子已經跟當時的爸爸一般大了，真令人唏噓……

    我們在北京住了兩個月不到就返回香港，通信中知道表叔已在“革大”畢業，并在歷史博物館開始新的工作。

    兩年以后，我和梅溪就帶著七個月大的孩子坐火車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