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安徽请当地的名流见面。蒋介石是很注重仪表的一个人，可是刘文典挺干瘪的一个老头，还戴着副眼镜，蒋介石看他其貌不扬，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把蒋介石给惹恼了。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后来因为出了点事，据说是接受了什么人赠的烟土，学校把他给解聘了，他就去了云南大学。抗战胜利以后，其他人都走了，刘文典却留在云南不出来，第一，云土好，刘文典吸鸦片烟，这在联大绝无仅有；第二，云腿好，他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所以他不走，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云居士”。解放后他做了政协委员，1957年也戴了右派帽子。云南大学老学长李埏教授多年前给我讲了一个刘文典的故事挺好笑。反右时有人揭发刘文典，说他有一首黑诗，就拿出来念。诗的前面有一段序，说他有一个姬人非常可爱，明媚窈窕，温存体贴，可惜短命死矣，他晚上十分感伤睡不着觉，于是写诗怀念她。那诗写得确实缠绵悱恻、哀婉动人，怎么成黑诗了呢？揭发者说，刘文典根本就没这么个姬人，实际上这首诗怀念的是他那杆烟枪，解放后不准抽大烟，他就只好怀念他那杆烟枪。

    闻一多的诗经、楚辞，还有朱自清的课我也去听，不过朱自清先生讲课较为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属于晚一辈的教师，作为诗人、作家当时就非常有名了，可在学校里还不是正教授。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来就说：“卞先生的课，英文我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趴着窗户听过他的课，他那中文实在是难懂，不过一个人说话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学识没有关系，这是两回事。我们一年级学英文都去听潘家洵的课，潘先生五四的时候就翻译了易卜生全集，教我们的时候总有五十来岁了。因为潘先生的专业课是语音学，所以他的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说得又慢又清楚，几乎每一个字都能听进去，所以我们都喜欢跑去听他的课。

    钱钟书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有点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没有资格选这种专业课。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七八个人，但是陈先生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进来，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标准来说，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但在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陈先生说话有口音，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胜的那种教师，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陈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来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因为德国刚占领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岌岌可危，只好滞留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