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立即进行实验，要用水的话还得等老半天。可是酒精比水贵得多，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奢侈，可见那时候做实验一点都不含糊，比我们中学的时候强多了。而且工学院的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下午到工厂实习，制模翻砂、打铁炼钢，都是自己动手。所以后来批知识分子不参加劳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其实并不都是那样。我们在工厂里和工人一样干，就是没人家熟练，笨手笨脚的。

    文、法、理三个学院有多少学生我没有统计过，加起来不过七八百人。文学院有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只有外文系的人最多，大概一级总有二十多人吧，像中文系、历史系每年招十几个人，哲学系人最少，每年只有两三个人。可是我那一年历史系人特别多，总得有二十个。法学院包括政治系、法律系、经济系、商学系和社会系，因为我上过政治系两年课，知道他们一年也就六七个人，法律系基本上也是这个数字，只有经济系的人比较多，一年总有四五十人。我想这大概和将来就业有关系，学经济的毕业以后出路好一点，可是其他的，比如学政治的，出来你干什么？做官也没你的份。理学院里数学系人最少，我们四十三级那一届只有三个人，物理系一年有八九个，多的时候有十几个，四十二级那一班的好像只有八个人，可是他们那一班不得了，出了五六个尖子，包括黄昆、张守廉和杨振宁，号称“三大才子”，现在都是大名人了。

    新校舍只有一个院子，地方就那么一点儿，房子不多，住也在那里，上课也在那里，所以彼此都非常熟悉，包括那些理学院的老师，虽然并不一定交往，可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吴有训、叶企孙，那是周培源、吴大猷，像数学系的华罗庚、陈省身，都是大名人，几乎天天见面的。而且我们还常听同学讲那些老师的小段子，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做学生的有时候对老师也不大恭敬。记得刚入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跟我讲：“今年来了三个青年教师，才二十八岁，都是正教授。”不要说当时，就是今天怕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几岁就做正教授的？一个钱钟书，一个华罗庚，还有一个徐宝騄，都是刚回国。徐宝騄搞统计学，据说非常了不起，属于世界级的权威，后来就在北大经济系，但我不懂统计学，不知其详。我还记得有人问：“华罗庚是谁？”有同学就说：“就是那个瘸子。”华罗庚那时候瘸得很厉害，抗战后他到Illinois（伊利诺伊）大学教书，在美国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可是以前他瘸得非常厉害，有一条腿总在那划圆圈。

    上面说的是理学院的老师，文学院的更是天天见面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常培、罗庸都是中文系的，我们都认得，当然他们对于学生就不一定都认得了。历史系至少陈寅恪、钱穆在那里，都是大师了，傅斯年也在，但不教书，他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只是挂个名。还有雷海宗先生，后来在南开，像刘崇鋐先生、姚从吾先生，后来都去台湾了。后来台湾大学的那批人大致就是北大的底子，傅斯年是校长，除了刚才说的那几个人，还有钱思亮、毛子水等等都在那里，所以台湾大学实际上就是北京大学，虽则不用北京大学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