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嘛，人家倒把咱给忘球喽。”于是继续抡动起七八斤重的老镢，唱一声：“六月里黄瓜下了架，巧口口那个说下哄人的话。”再唱一声：“噢，噢，噢嗬，噢嗬嗬，噢嗬嗬——！说是了天上没灵儿神，刮风了下雨是吼雷儿声，我问你就知情是不知儿情……”

    相逢何必曾相识相逢何必曾相识（2）

    我们刚去的那年是个风调雨顺的丰产年，可是公粮收得狠，前一年闹灾荒欠下的公粮还要补足，结果农民是丰产不丰收，我亲眼见村里几个最本分的汉子一入冬就带着全家出门要饭去了。胆大又有心计的人就搞一点“投机倒把”，其实什么投机倒把，无非是把自家舍不得吃的一点白面蒸成馍，拿到几十里地外的车站去卖个高价，多换些玉米高粱回来，为此要冒坐大狱的危险。有手艺的人就在冬闲时出门耍手艺，木匠、石匠还有画匠。我还做过几天画匠呢。外头来的那些画匠的技艺实在不宜恭维，我便自告奋勇为乡亲们画木箱。木箱做好，上了大红的漆，漆干了在上面画些花鸟鱼虫，再写几个吉利的字。外来的画匠画一对木箱要十几块钱，我只要主人顶我一天工，外加一顿杂面条条儿。那时候真是馋呀，知青灶上做不成那么好吃的杂面条条儿；山里挖来的小蒜捣烂，再加上一种叫做CeMa（弄不清是哪两个字）的作料，实在好吃得很。我的画技还算可以，真的，不吹牛。老乡把我画的木箱担到集上卖，都卖了好价钱。画了十几对不能再画了。大家都认为，画一对木箱自家用，算得上是为贫下中农做了好事，但有人把它担到集上去赚钱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便再难吃上那热热的香香的杂面条条儿了。

    历史总归会记得，那块古老的黄土地上曾经来过一群北京学生，他们在那儿干过一些好事，也助长过一些坏事。比如，我们激烈地反对过小队分红。关家庄占据着全川最好的土地，公社便在此搞大队分红试点，我们想，越小就越要滋生私欲，越大当然就越接近公，一大二公嘛，就越看得见共产主义的明天。谁料这样搞的结果是把关家庄搞成全川最穷的村了。再比如，我们吆三喝四地批斗过那些搞“投机倒把”或出门耍手艺赚钱的人，吓得人家老婆孩子“好你了，好你了”一股劲儿央告。还有，在“以粮为纲”的激励下，知识青年带头把村里的果树都砍了，种粮食。果树的主人躲在窑里流泪，真仿佛杨白劳再世又撞见了黄世仁。好在几年后我们知道不能再那么干了，我们开始弄懂一些中国的事了。读了些历史也看见了些历史，读了些理论又亲历了些生活，知道再那样干不行。尤其知青的命运和农民们的命运已经连在一起了，这是我们那几届“老插”得天独厚之处，至少开始两年我们差不多绝了回城的望，相信就将在那高原上繁衍子孙了，谁处在这位置谁都会幡然醒悟，那样干是没有活路的。

    当然，一有机会我们还是都飞了，飞回城，飞出国，飞得全世界都有。这现象说起来复杂，要想说清其中缘由，怕是得各门类学者合力去写几本大书。

    1984年我在几位作家朋友的帮助下又回了一趟陕北。因为政策的改善，关家庄的生活比十几年前自然是好多了，不敢说丰衣，钱也还是没有几个，但毕竟足食了。乡亲们迎我到村口，家家都请我去吃饭，吃的都是白面条条儿。我说我想吃杂面条条儿。众人说：“哎呀——，谁晓得你爱吃那号儿？”但是，农民们还是担心，担心政策变了还不是要受穷？担心连遇灾年还不是要挨饿？陕北，浑浊的黄河两岸，赤裸的黄土高原，仍然是得靠天吃饭。

    那年我头一次走了南泥湾。歌里唱她是“陕北的好江南”，我一向认为是艺术夸张，但亲临其地一看，才知道当年写歌词的人都还没学会说假话呢。那儿的山是绿的，水是清的，空气也是湿润的，川地里都种的水稻，汽车开一路，两旁的树丛中有的是野果和草药，随时有野鸡、野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