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以看见几个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而还剩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军〔１〕的拟态。

    那是中华民国八年，即西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２〕的示威运动以后，因为当时散传单的是童子军，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议排日运动〔３〕，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们的卖报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只见得年不如年地显出穷苦。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４〕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５〕。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再后，更无可道了。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评。所以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证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６〕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鲁迅。

    〔１〕童子军资产阶级对在学少年儿童进行军事化训练的一种组织。由英国军官贝登堡于一九○八年创立，不久即流行于各资本主义国家。一九一二年中国开始有这种组织。五四运动期间，有童子军参加散发传单等活动。

    〔２〕山东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召开分赃的“巴黎和会”，中国虽作为战胜国被邀参加，但会议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操纵下，公然决议将战败的德国根据一八九八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在我国山东攫取的各种特权，完全让与日本，而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北京学生在五月四日首先罢课，集会游行，反对巴黎和会决议，要求惩办亲日派官僚。北京学生的这次斗争，成为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开端。

    〔３〕小幡酉吉抗议排日运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各地爱国群众纷纷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