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切姆太太7周之内就将乘船到达，必须找到一所公寓，埃达介绍了在梅达维尔的一处，位于伦敦名声不大好的地段。凯什琳不断写信给加纳特求他与自己联系，渴望得到他的支持，他没有回信。这是可以理解的，她现在是波登太太了。她去药房买了一些安眠药，等待母亲到来时，她还同埃达去西区一家商店买了一顶昂贵的大帽子——是园会上戴的那种——，想取悦母亲，为此花费了27先令。帽子是黑色的，看上去同她结婚时戴的那顶廉价的差不多。

    凯突然心血来潮，去了一趟布鲁塞尔。路上写的日记谈到这次旅行（坐火车总使她想写些什么）：“车厢坐满了人，但是加尼，我觉得自己正在回①利物浦，英国重要港市。——译注①格拉斯哥，英国北部工业城市。——译注家。避开英格兰——这是我的愿望，我诅咒英格兰。”她时刻想着加纳特，因为怀着他的孩子。

    她一直痛苦地感到“老爸爸”式的游荡不定：“几乎一写完，我就要在另一个房间读它，这就是生活。又打点好了行李，我启程去伦敦。我还会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吗？我不能思索，不能生活。”然后回到安特卫普①，在火车上想着“什么时候能给我的小儿子朗读，”最后又回到梅达维尔的寓所。

    5月27日，比切姆太太的火车驶进挤满亲属的站台——凯什琳站在一边，戴着那顶大黑帽子，几乎没有谁认得出她来。大家围着安妮，拥抱她，接着，母亲好像突然想起来了，转身寻找女儿。她不喜欢那顶帽子。

    “呀，孩子，你戴的是什么？看上去像一个老妇人，好像要去参加葬礼。”

    她拒绝住在梅达维尔，去了他们常住的曼彻斯特大街上的私人旅馆——就是在这家旅馆凯什琳曾写到她要尝试各种各样的生活。比切姆太太让女儿把帽子送给女仆。

    凯什琳曾经告诉过J.M.默里，她母亲有时可以像钢铁一样坚硬冰冷，这次就是如此。比切姆太太两星期后就乘船回家了，虽然这令人难以相信。她并不知道怀孕这回事。她只知道女儿同别的女人的关系，在伦敦时，她见过波登先生（事先约好在新西兰银行见面），同贝克医生谈过一次话。10年后，波登先生在加利福尼亚想再次结婚，曾写信给未来的岳父：与我结过婚的那位女士虽然出身于正派富有的人家，自己也有些文学声誉，但是性欲不平衡，而且有时不负责任，尽管有时是完全正常的人。她在新西兰的家人知道这点，但伦敦的保护人却不知道。我们认识不久就结婚了，直到那时我才了解真情。

    这封信接着说波登先生并“没有因为这种怪癖而采取什么措施要求离婚。”

    于是决定把凯什琳送往国外，离开埃达。比切姆太太带她去“山上的修道院”，把她留在那里。埃达说她一点也不知道大人们心里想些什么（“我那时不知道‘同性恋朋友’指的是什么”），她和姐姐一起被送往加那利岛①度假。那时人们认为航海旅行可以治疗这种病，他们尝试过用同样的方法治疗波德莱尔（他竟然会爱上黑人妇女，还用牙去咬她们的卷发）。

    比切姆太太回到新西兰，6月14日到达，她丈夫在港口迎接，后来才知道航行途中一位乘客病倒了，打动了她的心。病人最后死在她怀中，这使比切姆感到沮丧。后来凯什琳根据这次事件写了一篇最有名的短篇小说——《陌生人》。

    比切姆太太一回到惠灵顿就去找自己的律师，从遗嘱中取消了凯什琳的继承权。她还会听到有关孩子的事，但已经有些丑闻传到了惠灵顿，有人偷偷告诉维拉那体面的加拿大未婚夫，叫他不要娶这样一个女人的妹妹为妻，这使维拉非常尴尬。遗嘱是1903年立下的，比切姆太太的个人财产似乎是每年250镑，主要来源于丈夫的收入，如果她死时，丈夫已去世，那么就平均分给所有年满21岁的孩子。